“我给你们显字。”1940年，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面对敌人的轮番酷刑全然不惧，可是看到敌人拿出来一张白纸后，他却放弃了抵抗！
1940年4月上旬，宁夏的局势骤然紧张。崔景岳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逼近，他连夜秘密写下了一份给西北工委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关系到整个宁夏地下党组织的命脉，他将其交给了交通员江生玉，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对方半个月内务必带到延安。如果有变故走不了，哪怕烧毁，也绝不能落入敌手。
安排妥当后，4月13日，崔景岳接到一封地下党员杜琳的信，约他去银川市和平北街27号商量要事。当时的环境极其险恶，但为了组织的安全与发展，崔景岳依然骑着自行车，顶着漫天风沙赶到了接头地点。
谁知，这早已是一个布好的死局。当晚11点左右，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带着二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宪兵直接踹开了大门，将崔景岳五花大绑，押进了军警联合督察处。
督察处的审讯室设在一座破旧的古庙里，阴森恐怖。面对敌人的连夜突审，崔景岳机智周旋，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匠，来城里采购文具。特务们见问不出破绽，直接扯下了伪善的面具，动用了大刑。
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严刑拷打中，关于宁夏党组织的情况，敌人硬是没能从他嘴里撬出半个字。
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都忍不住心惊胆寒：这人的骨头，简直是用铁打的。
既然肉体折磨毫无用处，敌人开始寻找别的突破口。很不幸，在残酷的威逼下，那个被崔景岳委以重任的交通员江生玉叛变了。他不仅供出了崔景岳宁夏工委书记的真实身份，更致命的是，他还交出了那份根本没来得及送出的绝密报告。
当这份报告被送到特务头子办公桌上时，敌人都愣住了——这分明就是一张毫无字迹的白纸。
特务们深知中共地下党有特殊的保密手段，于是将这张白纸拍在崔景岳面前，狠狠拷打，逼问他用什么方法显字。
这一刻，崔景岳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他太清楚这张纸上写了什么。上面记载着宁夏各地党组织的详细名单、联络地点和核心机密。一旦被敌人破解，整个宁夏的地下党网络将遭遇灭顶之灾。
此时此刻，强硬对抗已经无济于事，狡猾的敌人总有办法找到化学试剂来试验。
短暂的沉吟之后，崔景岳原本坚毅的眼神突然平静下来，他看着敌人，用一种极其镇定的语气说：“我给你们显字。”
敌人一听，简直乐开了花，本以为钓到了大鱼，以为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终于被彻底击垮。特务连忙凑上前追问：“用什么显字？”
崔景岳淡淡地吐出四个字：“用五倍子水。”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五倍子水是一种特殊的化学药剂，只要把这封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纸张立刻就会变黑，所有的字迹和机密将瞬间毁于一旦。
敌人急不可耐地找来了五倍子水。但国民党特务也极其狡诈，他们没有把整张纸浸泡进去，而是小心翼翼地捏着信的一角，在水里轻轻蘸了一下。
就这一瞬间，纸张接触水的部分立刻变成了漆黑一团。
特务们当场反应过来，差点上了这个共产党员的当！他们勃然大怒，大骂崔景岳有意破坏，转身又是一顿毒打。后来，敌人试着将碘酒涂抹在密信上，那隐藏在白纸背后的字迹，最终还是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因为这封密信的泄露，敌人按图索骥，很快逮捕了包括王博、白玉光在内的3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崔景岳在狱中心如刀绞。他拼尽了全力，依然没能挽救同志们的生命，这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痛。
1941年4月，穷凶极恶的马鸿逵见崔景岳软硬不吃，彻底失去了耐心，下达了秘密处决的命令。
4月17日深夜，银川城北城隍庙的后墙外，寒风凛冽。敌人将崔景岳押到了提前挖好的大坑前。临刑前，军法官还在做最后的挣扎，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崔景岳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努力挺直了脊梁，斩钉截铁地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回音：“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的光荣！”
话音未落，宪兵们挥舞着大棒，将他残忍地打入深坑中活埋。那一年，崔景岳年仅30岁。
光阴荏苒，几十年的岁月呼啸而过。如今，在当年崔景岳烈士英勇就义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小学，名字就叫“景岳小学”。校园里书声琅琅，孩子们正在操场上迎着朝阳奔跑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