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74岁的左宗棠病故，众大臣定谥号却犯了难，连拟4个，慈禧仍不满。焦灼之际，一学者出了个主意，慈禧连赞：“就定这个，成全他往昔愿望！”
 
 
光绪十一年，福州城暑热未退，中法战争的余波还在东南沿海震荡。
 
 
七十四岁的钦差大臣左宗棠身体每况愈下，先是痰涌气喘，继而手足抽搐，到了七月二十六交卸了关防印信。
 
 
第二天凌晨，这位戎马半生的老臣在皇华馆行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消息传回北京，慈禧太后据说失手掉了筷子，半晌没言语。
 
 
人死如灯灭，可朝廷的规矩不能废，像左宗棠这样一等一的重臣，死后必须赐个谥号，这是盖棺论定的大事。
 
 
礼部官员立刻忙活起来，侍郎王文韶召集了十几位精通典籍的幕僚，在衙门里翻来覆去讨论了好几天。
 
 
头一个方案提的是“文忠”。
 
 
大伙儿琢磨着，左宗棠既中过举人，诗文功底深厚，又带兵打仗收复了新疆，用“文”字打头配个“忠”字，忠君爱国，合情合理。
 
 
可奏折递上去，慈禧摇了摇头，说“忠”字太寻常，压不住左宗棠一辈子的分量。
 
 
礼部不敢怠慢，赶紧又拟了“文恭”，慈禧还是不喜欢，嫌“恭”字过于温顺，跟左宗棠那个倔脾气不沾边。
 
 
接连换了四个方案，全被打了回来，满朝文武面面相觑，一个功勋卓著的大臣，死后竟然连个合适的谥号都定不下来。
 
 
正在礼亲王世铎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军机章京许庚身。
 
 
这个许庚身在朝廷里待了快三十年，平日留心经世之学，对历朝典章制度了如指掌。
 
 
世铎把他推荐给了慈禧，许庚身倒也不慌，开口就提了一个字——“襄”。
 
 
他解释说，按谥法的规矩，“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
 
 
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那是实打实的开疆拓土，用“襄”字再贴切不过。
 
 
不过许庚身也把话说明白了，乾隆朝的福康安因为军功谥了“文襄”，可到了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说文武大臣若是在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尚未最终完成的人，不得擅用“襄”字。
 
 
左宗棠这回是督办福建军务期间病逝的，严格讲有点出师未捷的意思，所以内阁之前一直没敢拿这个字出来。
 
 
慈禧听完，追问了一句本朝还有谁谥过“文襄”。
 
 
许庚身答道，有治河的靳辅，还有洪承畴。
 
 
慈禧又问靳辅有没有武功，许庚身说靳辅康熙年间当了二十多年河道总督，操劳河务，襄赞圣功，可以跟开疆辟土相提并论，所以特谥“文襄”。
 
 
慈禧听到这儿点了头，说左宗棠收复新疆也算开疆拓土，就定“文襄”吧。
 
 
一锤定音，许庚身的建议总算解了这个困局。
 
 
随后朝廷下诏，追赠左宗棠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入祀昭忠祠和贤良祠。
 
 
据说诏谕下达那晚，福州城暴雨如注，一声惊雷把东南城墙震开了一道几丈宽的口子，城里百姓却毫发无损，街巷间悄悄议论，说这是老天爷也在为老将军送行。
 
 
“文襄”这个谥号，在清朝的序列里排在“文正”“文成”“文忠”之下。
 
 
曾国藩得了最高的“文正”，李鸿章得了“文忠”，左宗棠的功劳哪一件都不比他们逊色，论收复新疆的功绩甚至更胜一筹，可最后给的谥号反倒低了一等。
 
 
有人说是因为左宗棠一辈子没中过进士，按规矩够不上“文”字头，是慈禧破例赐了他同进士出身才勉强够格。
 
 
也有人说他生前说话太直，得罪过不少人，慈禧心里那根刺一直没拔掉。
 
 
但这些终究是后人的揣测，真实的缘由早已淹没在故纸堆里。
 
 
不管怎样，“文襄”两个字算是给了这位老臣一个交代。
 
 
七十四年的风风雨雨，西北的黄沙，东南的海浪，都在那一声诏谕中尘埃落定。
 
 
只是不知道，那个曾抬着棺材走出嘉峪关的倔强老人，若天上有知，会对自己这最后的名分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