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南市保卫战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偷渡登陆成功，淞沪战局急转直下。此时，原南市成了上海最后一处未被完全控制的华界。更关键的是，南市内尚有近20万难民，试图进入法租界避难。

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作出一个惨烈的决定：以一场有去无回的死守，为这20万生命争取时间。奉命坚守的是国民革命军第55师的一个旅，加上淞沪别动队第5支队、上海保安队和地方警察，共计约七八千人。

南市在军事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死胡同”——它的东、西、北三面被法租界包围，南面是黄浦江。法租界当局早已在沿民国路（今人民路）修筑了高达2.9米的铁栅门，从十六铺一直延伸到斜桥，各处铁门紧闭。

11月10日，日军从四面合围南市，在黄浦江沿线及日晖港向中国孤军发起猛烈进攻。第55师第165旅旅长张彬站在阵地前，说出了最后的誓言：“余决心死守南市，虽剩一枪一弹，亦必抗战到底，即使已到无可奈何之境，余亦誓与阵地共存亡。”

11日早上6时，日军出动30余架飞机投弹数百枚，海陆军各型号火炮发射数千发炮弹，中国守军大部分防御工事被摧毁。占领日晖港的日军以5辆坦克开路继续进攻，张彬旅长亲赴一线指挥作战，当日壮烈殉国。

上海警察局局长蔡劲军亲自指挥警察部队协同作战。这些警察的战斗意志丝毫不弱于正规军，竭尽全力死守阵地。其中有一个警察中队，在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情况下集体拒绝撤离，全体留下来与日军继续战斗，战至次日下午4时全部壮烈殉国。

11月12日，日军占领南市，上海华界全面沦陷，淞沪会战结束。上海租界作为“中立区”成为“孤岛”。

在这三天的血战中，华法交界处的铁门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这道高2.9米、遍布三角铁刺的铁栅门，是法租界从1925年起陆续在从十六铺到斜桥的华法交界处修筑的30多道防御设施之一。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这道铁门成了连接“生”与“死”、“地狱”与“天堂”的一道阴阳界。

铁门外，孤军的阵地在日军的炮火中不断缩小，近20万难民黑压压地聚集在紧闭的铁门前，进退失据。当时在法租界担任巡捕房特级督察长的薛耕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和各方人士积极斡旋，最终促成了铁门的打开。

11日深夜，南市孤军接到撤往法租界的命令。在前有敌军、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将士们不得已奉令缴械退入法租界，从斜桥铁门进入租界避难。法租界公董局同意收容，共缴械收容华兵约5000人，成立缴械华兵收容所。

这些抗日将士被分别安置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带的山东会馆、齐鲁学校等临时营地。在上海各界人士的秘密帮助下，大多数人逃出法租界，重新走上抗日战场。法租界管理相对宽松，给了他们继续战斗的机会——很多逃出的官兵辗转加入抗战队伍，继续保家卫国。

南市保卫战在很长时间内鲜为人知。这背后既有历史的阴差阳错：为营造顺利营救被围困的中国战士的条件，当时各方都刻意保持低调、不事张扬；也有时代的无可奈何：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段历史曾在某些场合被视为“负面”。有亲历者回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运动中，当年冒险收容战士的学校领导曾因此遭受冲击，那段往事长期被人缄口不提。

但这段历史的真实分量终究不会被掩埋。与名扬天下的“八百壮士”相比，南市保卫战尽管规模更大、牺牲更惨烈、战斗更持久，但在公众认知中依然默默无闻。

2025年，一位叫郭衍莹的老人，七岁时亲身经历了南市保卫战，后来以航天专家的身份写下《1937上海南市保卫战沉思录》，用了一整篇文章向世人发出这样的呼吁：“我强烈呼吁——‘不该忘却上海南市保卫战！’”“为中国抗战史和淞沪战史增添了惨烈而又壮丽的一页。”德国淘汰历史上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