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打进来时，你娘被人家抓去了，关了几个月，回来后说有了你，你就是日本人的种。”听了这话，5岁的罗善学哭着转头看母亲，母亲不说话，只是默默流泪。
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罗善学没有足月就提早降临到了人世。他甚至来不及发育成一个健康的足月儿，就被抛进了这个对他充满无尽恶意的世界。
这个带着日本血统的孩子的出生，让罗家彻底失去了平静。在那个封闭的山村里，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足以压垮一户人家。罗讵贤的脾气变得一天比一天暴躁，他把所有的屈辱都发泄在了年幼的罗善学身上。
从罗善学记事起，伴随他的就是父亲的冷眼和责骂。村里的小孩也常常跟在他屁股后面，捡起石头砸他，一口一个“日本仔”地叫着。受了委屈的罗善学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有一次，他拿着钓竿去抓青蛙，罗讵贤一把抢过钓竿，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边打边骂他是“日本人的种”。小小的罗善学跑回家问母亲：“到底什么是日本人？他们为啥总这么叫我？”韦绍兰除了哭，什么也回答不了。
罗善学5岁那年，罗讵贤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从那以后，罗善学在这个家里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罗讵贤就把掺着杂粮的粗糙饭菜丢给罗善学吃，把仅有的一点细粮偷偷留给弟弟妹妹。街上买回来任何好吃的，永远没有罗善学的份。
这种常年被排斥、被孤立的环境，让罗善学的性格变得极度内向、自卑。
长大成人后，这种特殊的血统更是成了罗善学这辈子最大的痛。他虽然老实勤快，但顶着“日本兵后代”这样一个身世，谁家愿意把清清白白的闺女嫁给他？热心人陆陆续续给他介绍过六个对象，可女方一打听到他的背景，全都连连摆手。就这样，罗善学打了一辈子光棍，无儿无女，孤苦伶仃。
几十年的光阴匆匆而过。罗家的其他孩子早早成了家，甚至同母异父的弟弟因为受不了母亲的这段过去，干脆躲得远远的，去外乡做了上门女婿。到头来，真正陪在韦绍兰身边、给她养老送终的，恰恰是当年那个她差点狠心掐死的罗善学。
这也许是命运最为讽刺又无奈的安排。一对被战争彻底改变人生轨迹的母子，在村口一幢破旧的瓦房里相依为命。然而，他们之间的相处却让人看得一阵阵心酸。
哪怕是同坐在一张长条凳上，罗善学也会下意识地和母亲保持一段距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天下来也说不上几句话。罗善学打着赤脚从地里干活回来，靠在门框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自卷的纸烟，昏暗的老屋里只有烟头忽明忽暗。韦绍兰窝在破旧的沙发里，母子俩连眼神交流都极少。
罗善学心里是有怨气的。他怨母亲当年为什么要生下他，让他背着这口无法卸下的黑锅熬过凄惨的一生。他曾经在镜头前毫不避讳地袒露心声：他这一辈子太苦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因为母亲当年那段遭遇。可同样，他也深知母亲有多么不容易。日本人毁了母亲的一生，而自己的一生同样是场悲剧。
在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里面填满了战争留下的血泪。虽然嘴上极少交流，但罗善学把对母亲的照顾全都落在了实处。端屎端尿、生火做饭，这位七十多岁的单身老汉，用自己笨拙的方式，默默偿还着那份让人窒息的生养之恩。晚年的罗善学依然每天义务帮亲戚放牛、打扫牛圈，只为了换取一个承诺：“趁现在还干得动，免得将来老了躺在床上，连水都没得喝。”这句话听得人直掉眼泪。
直到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多方走访，终于找到了他们。韦绍兰和罗善学的身份，这才第一次正式向全社会公开。
让所有人深深震撼的是，这位目不识丁的瑶族老阿婆，竟然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巨大勇气。2010年12月，在中国学者的全程支持下，韦绍兰带着儿子罗善学，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飞往日本东京的航班，出席了“慰安妇”民间法庭10周年活动。
在那个聚光灯闪烁的异国会场上，这对母子并肩坐在主席台前。韦绍兰声泪俱下地控诉当年日军犯下的滔天暴行，而坐在她身旁的罗善学，就是这段惨痛历史最直接、最无从抵赖的活体铁证。与会的人无不闻之落泪。他们还拜访了日本国会议员会馆，讲述战争带来的苦难，要求那个曾经施暴的国家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
多年跟踪调查此事的苏智良教授曾感慨地说，在他们调查的30年里，韦绍兰和罗善学是唯一一对有着如此特殊经历、且愿意勇敢站出来作证的母子。
可是，那句迟到的官方道歉，他们终究没能在活着的时候等来。
2014年，导演郭柯将他们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三十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下区区32人。在镜头里，满脸沟壑的韦绍兰老人唱着悠扬的客家山歌。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后，这位老人依然对着镜头笑着说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2019年5月5日，99岁的韦绍兰阿婆带着未能如愿的遗憾，离开了这个她觉得“真好”的世界。四年后，背负了一生骂名和冷眼的罗善学，也走完了他孤独而坎坷的79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