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要走可以走，我不走了，年纪大了，在这里就行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很多人为了保全性命，都跑了，家大业大的黄金荣，却选择了留下来。
那一年，黄金荣已经虚岁七十了。古稀之年，身体机能摆在那里，长途跋涉去避难，对他来说确实是一场要命的折腾。但这仅仅是表面原因。真正把他死死拴在上海滩的，是他那根本无法打包带走的庞大产业。
黄金荣的财富，大头全在不动产上。 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个著名的娱乐场所叫“大世界”，那是黄金荣的摇钱树。除此之外，他在法租界还有数不清的戏院、澡堂、赌场和成片的高级公寓。这些东西全都是钢筋水泥和地皮，金条大洋可以装进皮箱带去香港，可“大世界”怎么带走？法租界的地皮怎么装进行李？
如果他选择跟着好兄弟杜月笙跑路去香港或者重庆，那意味着他必须舍弃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所有根基。到了外地，他黄金荣就不再是一呼百应的青帮大老太爷，而只是一个带着点闲钱的普通富家翁。在别人的地盘上仰人鼻息，这种落差，对于习惯了呼风唤雨的黄金荣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他太清楚自己的分量究竟来源于哪里了，只要人还坐在黄公馆的太师椅上，他就是个角儿；一旦离开了上海滩这块特定的土壤，他连一根葱都算不上。
同时，黄金荣心里还打着一个小算盘：法租界这把“保护伞”。 1937年的上海虽然沦陷，但当时英法租界还在，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孤岛”。日本人碍于国际形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全面接管租界。黄金荣早年发家就是靠着给法国人当巡捕房督察长，他在法租界根深蒂固，自信只要躲在租界的铁丝网里面，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冲进公馆拿他怎么样。
黄金荣留下来了，但他很快就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岁月静好。日本人对上海滩这块肥肉垂涎已久，要想彻底控制上海的社会秩序，最好的办法就是拉拢当地的帮派势力。
当时的“三大亨”里，杜月笙坚决不当汉奸，早早跑去了香港，在后方积极筹款支援抗战；张啸林利欲熏心，觉得这是自己翻身当老大的绝佳机会，主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人人唾骂的汉奸。于是，日本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盯上了还在上海的黄金荣。
日军高级军官几次三番派人登门拜访黄公馆，软硬兼施。有时候送上名贵的礼物，有时候又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院子里示威。目的只有一个：请黄老板出山，担任伪政府的职务，或者牵头成立所谓的“维持会”，帮日本人管理上海滩。
面对这种威逼利诱，黄金荣展现出了一个老派江湖人物最后的底线。他干了一辈子黑道，坑蒙拐骗的事情没少做，但骨子里依然残存着中国传统的朴素道德观：当汉奸是要被戳脊梁骨、断子绝孙的。 他心里很害怕日本人的刺刀，但他更加畏惧历史的骂名。
硬顶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真急了眼，法租界也保不住他。于是，这位曾经在上海滩说一不二的大佬，开始了他的“表演”。
每次日本人登门，黄金荣就躺在床上，装出一副老态龙钟、病入膏肓的样子。他要么不停地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要么就口角流涎，连话都说不清楚，甚至偶尔还尿在裤子上。他花重金请了租界里的洋人医生，给自己开具了各种严重的疾病证明，白纸黑字地告诉日本人：黄某人确实是不行了，脑子糊涂了，连路都走不动了，实在担不起大日本皇军的重任啊。
日本人虽然怀疑，但看着这个确实已经七老八十、形容枯槁的老头子，也觉得他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强行拉出来反而适得其反。最终，日本人只能作罢。黄金荣靠着这种极度屈辱甚至滑稽的“装疯卖傻”，硬是扛过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保住了自己晚节中最为关键的一丝体面。
在黄金荣装病期间，上海滩发生了一件震动黑白两道的大事，这也让他更加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
他的结拜兄弟张啸林，因为铁了心给日本人卖命，大肆搜刮物资支援日军，遭到了军统的连番暗杀。最终，在1940年的一个下午，张啸林在自家的公馆里，被自己最信任的贴身保镖林怀部一枪毙命。
张啸林的死讯传到黄公馆，黄金荣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站在窗前，看着法租界阴沉的天空，沉默了很久。张啸林的下场摆在那里，投靠日本人，连自己人在背后打黑枪都防不住。 这更坚定了黄金荣关门谢客的决心。
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黄金荣彻底淡出了公众视野。他不再过问江湖上的打打杀杀，名下的“大世界”和各大戏院虽然还在艰难营业，但他本人极少露面。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缩在黄公馆里，抽抽大烟，听听评弹，靠着以前积攒的家底和租界里收来的一点微薄租金度日。
这种生活对于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大亨来说，无疑是憋屈的。但也正是这种极其克制的隐忍，让他奇迹般地活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风风光光地回到了上海，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而黄金荣，虽然没有成为抗日英雄，但因为他守住了“不当汉奸”的底线，国民政府也没有难为他，甚至还对他当年在上海滩暗中掩护部分地下抗日人员的行为表示了默认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