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进去，我不是乞丐，我要找县委书记。”1949年的一天，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女人跑到刚刚解放的湖南平江县委，要求见县委书记，被警卫拦住了。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特务在平江突然撕破脸，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那天，涂正坤刚走出通讯处不远，就被埋伏在巷子里的特务从背后放了冷枪。涂正坤当场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年仅42岁。
消息传到家里，朱引梅感觉天塌了。她当时才29岁，怀里抱着刚满9个月大的儿子涂明涛。
特务的枪声刚停，抓捕的队伍就冲进家里，企图“斩草除根”。千钧一发之际，善良的房东大娘一把将小明涛抢过去，冲特务大喊：“这是我的亲孙子！你们搞错人了！”就这么一嗓子，在特务眼皮子底下把烈士骨肉的命给保住了。
趁着极度的混乱，朱引梅跑到后院，从柴堆里刨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
里面装的，正是那一斤二两黄金。
这笔钱，是涂正坤牺牲前不久亲手交给她的。涂正坤常年从事地下工作，其实早有预感危险逼近。他把这笔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郑重交到妻子手里，千叮咛万嘱咐：“万一我出事了，你一定要把这笔钱亲手交给党组织。”
此刻，丈夫尸骨未寒，敌人满城搜捕。朱引梅把黄金死死贴在胸口，带着年幼的儿子连夜逃出平江城，一头扎进了深山老林。
从那一天起，曾经的县委书记夫人，变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女叫花子。
一个单身女人带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怎么活？她不敢投亲靠友，怕连累乡亲，更怕暴露身份导致经费被抢。她只能带着孩子在浏阳、通城、通山等地来回躲藏，靠沿街乞讨保命。
一要饭，就是整整十年。
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
夏天顶着毒太阳，冬天踩着冰窟窿。为了把黄金藏好，朱引梅把金子缝在一件破棉袄的夹层里。无论春夏秋冬，哪怕捂出一身痱子，这件破棉袄她绝对不离身。背着一斤多重的金子，母子俩却天天连一口馊饭都讨不到。
最难熬的时候，母子俩饿得头昏眼花，小明涛饿得在地上打滚直哭。作为一个母亲，看着亲生骨肉挨饿受冻，心都要碎了。而她的衣服夹层里，就缝着硬邦邦的黄金。
一斤多黄金在当时是什么概念？物价飞涨的年代，硬通货最值钱。只要她随便抠下来一小块换成大洋，就足够母子俩买个小院子，舒舒服服过半辈子，最起码能立马给饥肠辘辘的孩子买上几笼热腾腾的肉包子。
许多人可能会问，难道她就没动过心吗？
实事求是地讲，这事要是搁在一般人身上，早拿去用了。丈夫都已经牺牲了，按旧社会的规矩可以说是“人死债清”。当时到处兵荒马乱，党组织也联系不上，谁知道这笔钱的存在？就算她偷偷用了一点活命，谁又能狠下心来责怪一个带着烈士遗孤的苦命女人呢？
可朱引梅没有。她的骨头，比那黄金还硬。
她宁愿自己咽树皮、吃观音土，宁愿带着儿子睡在破庙和漏风的屋檐下，也绝对不动这笔钱一分一毫。她心里只有一个铁打的念头：这是老涂拿命护下来的钱，是共产党的经费。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得完完整整交回去。真要把钱用了，老涂在底下闭不上眼，将来儿子长大了，当妈的也没脸教他做人。
终于，她熬到了1949年。平江解放了。
一听说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县委，朱引梅顾不上洗一把脸，拖着儿子就往县委大院跑。
当县委书记齐寿良接过那些用破布包着、还带着老人家体温的黄金时，堂堂七尺男儿也忍不住红了眼眶。他紧紧握着朱引梅长满老茧、黑乎乎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憋出一句：“大嫂，这些年，你受苦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齐寿良立马写了一张收条交给了朱引梅，派人把金子送进了人民银行金库。那一刻，朱引梅长长舒了一口气。十年的千斤重担，终于卸下来了。
时间一晃到了1995年，平江县委机关搞房改。按规定，住在机关宿舍的干部家属，得自己掏现金把房子买下来。
这时候的朱引梅，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儿子身体也不好，家里根本拿不出买房的钱。老太太急得没办法，这才跑到领导办公室。
她没哭没闹，只是平静地对领导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一世，公是公，私是私，分得清清白白，从来没起过半点歪心。要不然，当年那一斤多金子，也就不会上交了。”
这番话一出，在场的干部全沉默了。当年背着一斤黄金去要饭的烈属，如今连一套老破小的房子都买不起，这让大家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县里赶紧向上级汇报，经查证当年的收条和历史档案，一切确凿无疑。湖南省财政厅专门特批了1.4万元，帮老人家解决了买房的难题，这也算是对这位可敬的革命母亲一点迟到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