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合肥举行万人公审大会，李本一因在皖东地区大肆残害新四军与普通群众，造成三万余人遇难，被依法判处死刑。宣判后押往刑场途中，他反复强调自身抗日战功，始终回避皖东数万遇难群众的血债。

1951年8月24日，合肥的公审大会把一个旧时代的军人推到台前。
李本一，原国民党第七军中将军长，曾在桂系部队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这一天，皖北行署人民法院宣判，认定他在皖东残害新四军人员和普通群众，罪行重大，判处死刑。

台下来的，不只是看热闹的人。许多人的亲属，早已埋在皖东那些村庄的乱土里。

李本一并非没有战场履历。广西容县出身，入桂军后受白崇禧赏识，进过南宁军校，抗战时随第七军转战淞沪、大别山。1942年12月18日，他任第一三八师师长时，所属部队在安徽太湖一带击落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的座机。冢田攻是侵华日军高级将领，这一战让李本一多年挂在嘴边，也让他有理由把自己说成抗日有功之人。

可皖东的账，不在这张功劳簿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安徽东部形成一种很拧巴的局面。

津浦路、淮南路和长江沿岸有日伪据点，桂系部队试图恢复旧政权，新四军江北部队又要在敌后打开局面。

李本一的身份也不再只是带兵打仗。他先后担任安徽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皖东游击司令，手里握着军权，也伸进地方行政。

这种身份最容易把战场和乡村搅在一起。1939年12月，日军进犯路西根据地，古河镇一带的李本一部拥有较多兵力，却在日军压力下撤走，古河一带民房被焚，群众遭难。新四军第四支队随后在周家岗反击日军，收复部分据点后，又把古河镇交还李部。

共同抗日的名义还在，地方上的裂缝已经深得能吞人。

到了1940年春，裂缝变成枪口。
李品仙接掌安徽后，桂系在皖东加紧反共摩擦，李本一部从南路进犯，新四军在刘少奇、张云逸等领导下实施反击，定远自卫战随即展开。战役层面的胜负可以写在军史里，可它压到乡村，就变成清乡、抓捕、处置、报复。

皖东群众承受的，不只是两军对阵的炮声，还有地方权力落到人身上的刀口。

这也是李本一后来难以用“抗日”二字遮过去的原因。
一个军人打过日军，不能自动洗掉他对本国民众犯下的罪。战功是战功，血债是血债，二者不能互相抵账。尤其在皖东这样的敌后地区，谁掌握武装，谁就掌握了村庄里许多人的生死。

把枪口转向新四军和普通群众时，军衔越高，责任越重。

抗战胜利后，李本一并没有收敛。
1945年8月，他率部抢先进南京，打着受降名义与汪伪人员周旋，收受财物，引起国民政府内部不满。1947年，因南京“劫收”旧案和孟良崮救援不力等问题，他被国民政府军法机关逮捕，褫夺官职，判过徒刑。

可三个月后，在白崇禧等人斡旋下，他又恢复军职。
旧政权能处分他，却处分不到皖东死者面前。

1949年，桂系主力在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接连崩溃。
李本一在广西平南被俘后，先后关押于汉口、合肥。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后进入改造轨道，李本一却被皖东旧案重新拉回安徽。这一安排说明，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不是一个败军之将的面子，而是皖东多年积压的命案。

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成了当时处理此类案件的重要原则。李本一案放在这一背景下看，公审大会的意义就很清楚：它不是单纯追究内战中某次战斗的输赢，也不是因青树坪一战向桂军泄愤，而是让皖东受害群众的控诉进入新政权的司法程序。

宣判之后，李本一还把话头拉回抗日战功。
一个人临到刑场，抓住自己最亮的一段经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始终绕开皖东那三万余名遇难群众。那些人没有军衔，没有勋章，很多人连完整姓名都难留下来。

可新政权的判决，恰恰把他们放到了审判中心。

李本一被执行死刑后，桂系第七军的旧番号也早已散入败局。

一个抗日有功的将领，以残害人民的罪名伏法，这件事的沉重处正在这里：历史评价不能只看一个人在哪一场战斗里站对过位置，还要看他在掌握权力时怎样对待身边的普通人。

功劳可以记下，血债也必须算清。

皖东的风吹过来，吹不动勋章，却能吹开被遮住的土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