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猜疑’的代价！”辽宁葫芦岛绥中县，两个相隔仅百米的家，因为一场无端的猜忌，最终被血案串在了一起。

2025年11月29日上午10时，绥中县某镇一处公路旁的商店外，62岁的张某买完烟出来，正在路边正常行走，准备去县城办事。

他没注意到的是，同村61岁的郭某早已驾驶着三轮车，从背后高速冲来。巨大的撞击力将张先生撞飞至路边墙体再反弹倒地。

更令人发指的是，郭某见张先生倒地后，担心他没死，又从车里取出事先备好的铁柄尖头铁镐，冲上前对准张先生的头部反复猛击，最终致其死亡。

作案后，郭某没有慌张逃窜，而是驾车从容回家。一个61岁的农民，用三轮车和铁镐完成了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其实在11天前，张某在路上行走时，郭某就曾驾三轮车径直冲撞他。张某紧急跳到路边矮墙内避险，郭某的车撞到墙体上险些翻车。

好心的张某当时还以为是酒驾失控，上前询问，郭某没有回答便驾车离去。

然而，郭某回家后竟取出一把铁锹疯狂追砍张某，张某拼命奔跑才得以脱险。事后张某得知，郭某这样做的原因，竟是“无端猜疑”张某与自己的妻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凶手郭某的儿子随后出面，称父亲精神不好，恳请张某不要追责。

11月21日，郭某的儿子设宴，村书记等人也在场，他们当众承诺会严加看管郭某，还说要送他去精神病医院。

张某“生性善良宽厚，轻信了对方道歉说辞和保证”，没有报警。然而，仅仅8天后，郭某就实施了最终的行凶。

这起案件中最核心的争议，是郭某儿子所称的“焦虑症诊断报告”，能否成为郭某的“护身符”。

第一，“焦虑症”不等于“免除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十八条，只有“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后，才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中的争议在于：郭某在作案时是否“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

检方指控书明确指出，郭某“因怀疑自己妻子与张先生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而产生杀死他的想法”。

这说明他有清晰的犯罪动机和预谋，他并非“丧失辨认能力”，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了犯罪。

他从驾车撞击到持镐补刀，再到从容回家，每一个步骤都清晰、连贯。

第二，“焦虑症”若被采信，至多是从轻情节，而非免责事由。

即便郭某确实患有焦虑症，且该病症在作案时对其控制能力产生了一定影响，这至多构成《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可以从轻”不等于“必须从轻”，更不等于“免除”。2021年辽宁沈阳一起同类案件中，男子因怀疑妻子出轨驾车撞死“情敌”，终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郭某的行为比沈阳案更为残忍，不仅是驾车撞击，还持铁镐猛击头部十余下，手段极其恶劣。

第三，预谋杀人+手段残忍，是死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郭某并非激情犯罪，而是有预谋的蓄意杀人。他提前在车内放置了铁镐，驾车从背后高速冲撞，倒地后还“补刀”，这些细节表明他的杀人意图坚定、手段残忍。

根据《刑法》第四十八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郭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一标准。

第四，自首情节能否“救他一命”？

检方认定郭某作案后主动拨打110报警，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可以”不是“必须”，自首情节在死刑案件中的权重，取决于其悔罪态度、犯罪手段的恶劣程度等因素。

家属“要求法院判处凶手死刑立即执行”。

第五，家属的“谅解书”能起多大作用？

本案中，张某曾因郭某儿子的道歉和承诺而选择不报警，但郭某最终食言，酿成惨剧。

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书是法官量刑时的重要参考。然而，当犯罪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极深时，即便有谅解书，也难以改变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一个62岁的老人，被一个无端的猜疑夺去了生命；两个家庭，一个失去了父亲，一个即将失去儿子。

猜疑可以杀人，法律不会猜疑，它会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