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川军出川350万，回川13.8万，如今却被人们遗忘
说起川军的决绝，总绕不开一面特殊的旗帜。
1937年冬天，四川安县，一位名叫王者成的老人，送别即将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鲜花美酒，老人交到儿子手里的，是一面白布。这块白布的正中间，赫然写着一个巨大的、黑透了的“死”字。
在“死”字的旁边，老人用毛笔写下两行小字：“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试想一下，天下哪有父亲不疼爱自己的亲生骨肉？哪有老人盼着儿子去死？但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这位四川老农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了儿子的退路，也斩断了自己的私情。带着这面“死”字旗，王建堂踏上抗日战场，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这面旗帜，成了整个抗战时期川军将士视死如归的缩影。千万个四川父亲，就这样把儿子送上了不归路；千万个四川妻子，就这样把丈夫交给了国家。
前线到底有多惨烈？从淞沪会战的尸山血海中便能窥见一斑。
在淞沪抗战中，川军第43军26师在装备极其劣势的情况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鏖战七个昼夜。日军炮火将阵地炸得寸草不生，川军官兵依然死战不退。那一仗打下来，26师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全师4个团长，阵亡2名；14个营长，伤亡13名；连、排长伤亡250余名。很多连队最后只剩下三五个士兵，全师4000多人，走下战场时仅剩下600多人。这群穿着草鞋的士兵，硬生生用命扛住了日军的机械化冲锋。
1938年3月，日军精锐矶谷师团在重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向山东滕县发起猛攻。负责守卫这座孤城的，是川军第41军122师。师长名叫王铭章。
当时的日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重火力，坦克肆无忌惮地碾压着阵地。王铭章手下的川军兄弟，依然穿着单薄的军服，脚踩草鞋，手里的武器根本打不穿日军的装甲。面对如同钢铁怪兽般的敌人，川军士兵没有任何惧怕，他们把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以血肉之躯滚到日军坦克履带下，同归于尽。
战斗打到最后，城墙被轰塌，日军涌入城内。王铭章在巷战中腹部中弹，踉跄倒地。为了不当俘虏，他拔枪殉国。全师官兵拼到了弹尽粮绝，伤兵们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没有一个人举手投降。滕县一役，122师几乎全军覆没。也正是这群四川汉子用命换来的时间，为随后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宗仁事后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任务，考其真因，全仗一份爱国热忱。”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大后方百姓倾尽所有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四川出了最多的人，扛起了最重的担子。整个抗战时期，四川承担了全国约30%的财政支出，贡献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
前线吃紧，为了保证军队有粮吃，四川老百姓忍饥挨饿，吃苕藤、咽树叶，也要把省下来的稻谷交作公粮。川江上，无数赤裸上身的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肩上勒出血痕，日夜不停地抢运部队和军粮；在自贡，盐商和盐工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献金运动。1944年，自贡民众一次性捐出法币一亿二千多万元，人均捐款高居全国第一。
同时期，知识青年从军的浪潮也从四川席卷全国。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无数中学生投笔从戎。长寿县年近古稀的老农邓占廷，在老伴搀扶下，亲手将儿子送入军营。
在成都少城公园的献金大会上，出现过令人心碎又极其震撼的一幕。一长串衣不蔽体的乞丐，步履蹒跚地走到“救国献金柜”前。他们把平时乞讨来、连买个硬面饽饽都舍不得的铜板、镍币，叮叮当当全部扔进了捐款箱。身处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也知道国家不能亡，也懂得倾其所有支援抗战。这就是四川大后方坚不可摧的抗战底色。
八年抗战，长路漫漫。
350万川军将士，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参与了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川军伤亡人数高达64万余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当时全国抗日军队中，每5个士兵里，就有一个四川人，因而有了“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的时刻，四川的老百姓却在焦急地等待亲人归来。然而，最终成建制走回四川的，仅仅只有13.8万人。
那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数百万子弟去哪了？
他们倒在了淞沪会战的血泊里，掩埋在太原会战的黄土中，化作了滇缅公路旁的白骨。还有的人，被打散后编入了其他部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故乡的土地。
在成都市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37封从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纸张早已泛黄，上面用清秀的毛笔小楷写着阵亡将士的姓名、死因和家庭住址。其中最年轻的士兵吴少成，牺牲时仅仅18岁；致死原因一栏里，冷冰冰地写着“弹中头部”、“失血过多”。
这些通知书未能送达，皆因战乱造成的地址变更，或者那个地址上的家人，已在日军的轰炸中丧生。英雄家属直到今天，都不知道自己的至亲究竟埋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