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熟悉日本这套路数了,一千年都没换过吧?如今日本民间商贸团、访问团接连奔赴东方大国,不管咱们态度如何,都耐着性子等着,姿态放得极低,模样瞧着挺诚心。
可他们就是绝口不提其当局过往的行径,那蒙混过关的心思,明眼人都能看得透。
唐朝白江口一役落败后,日本转头就派遣唐使来朝学习,放低身段隐忍蛰伏,把大唐的制度文化、生产技术等精髓摸得门清后反超。
梳理中日上千年的交往脉络,不少人都会留意到一个很鲜明的现象:古代东亚格局里,当日本的统治阶层处于弱势、对外扩张受挫时,往往会主动放低姿态,向实力更强的文明学习,等到国力逐步提升,对外的行事策略又会发生明显转变。这种国家层面的对外选择,在日本的对外历史中反复出现,也值得我们理性审视。
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正面交锋。彼时大唐国力强盛,在朝鲜半岛与支援百济的倭国水军爆发战事。唐军凭借更成熟的战术、更精良的造船和军备优势,以少胜多,大败倭国水军,倭国此次对外扩张的尝试彻底落空。
这场惨败,让当时的倭国统治阶层清晰意识到,自身和盛唐之间存在巨大的国力差距。也正因这份对实力差距的认知,倭国调整了对外策略,不再贸然向外挑衅,转而大规模派遣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远赴长安。这些使者冒着渡海的风险,长期留在唐朝,系统学习中原的官僚制度、律法体系、农耕手工业技术,也吸纳了文字、建筑、礼仪、历法等各类文化成果。
奈良时代,日本都城布局、官制体系、社会习俗都大量借鉴唐代模式,开启了全面学习中原文明的阶段。客观来说,这既是古代东亚文明交流的一种常态,也是倭国在扩张受挫后,选择通过学习先进文明实现社会升级的务实选择,也确实推动日本从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逐步建立起更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
但需要区分的是,古代统治阶层的对外策略,不等于普通民众的整体选择。当时倭国统治者主动学习中原文明,更多是出于国家发展、稳固统治的顶层考量,这份隐忍和求教,带有很强的国家战略属性。而当日本内部完成制度积累、国力得到提升后,部分统治阶层的扩张诉求也开始抬头,后续出现的丰臣秀吉侵朝、倭寇袭扰沿海等事件,都是不同时代日本统治阶层对外扩张意愿的体现。
把视线拉到当下,我们能看到大量日本民间商贸团、友好访问团来华交流。这些民间往来,是两国经贸合作、民间友好的正常体现,不少日本普通民众、民间团体也秉持和平理念,正视战争带来的伤痛,这份民间善意值得客观看待。
但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区分民间交流和官方历史态度。近年来,日本不少民间团体积极推动中日友好、反思战争伤害,可日本部分当局始终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模糊、回避的态度,缺少对近代侵略历史明确、诚恳的官方反省,刻意淡化历史罪责,这也是很多人对此感到难以认同的核心原因。
简单来说,民间的友好往来值得接纳,但官方层面的历史认知,是衡量双边关系走向的重要标尺。这种“弱势时主动俯身学习、强势后容易滋生扩张倾向,在对外交往中侧重现实利益权衡”的国家战略逻辑,在日本千年的对外发展史中多次出现,也让我们看待当下的双边互动时,多了一份历史视角的清醒。
我们既不应该因为历史伤痛,否定所有日本民间的友好交流,陷入笼统的群体对立;也不能因为表面谦和的往来姿态,就忽视部分日方当局在历史问题上的回避态度。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对立,而是看清过往的行为逻辑,保持理性客观的判断,既善待民间善意,也坚守历史正义的底线。
读懂这段跨越千年的交往历史,不是为了固化偏见,而是学会透过表层的交往姿态,看清背后的战略考量,以更理性、从容的心态看待当下的双边交流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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