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两封绝密电报同一天送到延安，115师的命运险些就此改变！
这两封电报的内容举足轻重，全都来自山东根据地，事关山东抗战人事格局，也关乎着115师的未来命运。
山东地处南北要冲，西连晋冀鲁豫，北望晋察冀，乃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枢纽之地。也就是说，山东抗战这步棋走好了，对整个局势都有利。相反，山东这步棋如果没走好，影响的不仅是山东，更会牵扯到更多战略区的抗战形势，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有一说一，山东虽然重要，但情况也是真复杂。一边是韩复榘抗战初期的不战而退，导致山东大片土地迅速沦陷，日军没有付出惨重代价就拿到了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的控制权，让山东抗战在一开始就陷入到不利局面。
与此同时，日军虽然兵力有限，无法占据广袤农村。但当时的山东乡村，却充斥着伪军、土匪和地方豪强，还有一部分被国民党顽固派霸占，导致山东的势力分布相当复杂。若想改善山东的抗战局面，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日军，而是这些鱼龙混杂的势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115师奉命挺进山东，负责理清山东的复杂抗日局面。当时的115师势头正劲，带着打赢平型关大捷的威名进入山东，非常强势。
115师由代师长陈光与政委罗荣桓率领，进入山东以后打了很多漂亮仗，在山东迅速站稳脚跟。
但115师此时也不是安枕无忧，仍然要面临很严峻的考验。除了日军和国民党顽敌之外，还需要解决一个“内部问题”，那就是115师如何与当地的山东纵队相处。
当时在山东，主要有两支队伍，一支是115师，另一支规模较大的就是山东纵队。115师虽然威名赫赫，但山东纵队也不俗。115师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好，善打硬仗。而山东纵队的优势也很明显，对当地的情况更了解，熟悉当地的民情。
山东抗战肯定是要下一盘棋，不可能各自为战，这样打仗不利于协同，若不能尽快解决，恐怕要出大问题。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必须得有能镇住局面的人去办，组织当时派了两个人，一位是徐向前，一位是朱瑞。
1939年，徐向前和朱瑞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计划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实现统一指挥115师、山东纵队，以及苏北所有八路军部队。这样的做法好处明显，避免了115师与山东纵队竞争指挥权。
而且，徐向前战功赫赫，资历也足够，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同时，朱瑞也是军政双优、作风凌厉的干将，由这两人亲自坐镇，完全够镇住山东局面。
从纸面来看，这个计划没问题，但真正实施计划以后，情况却远比想象的更复杂。第一纵队的番号虽然响亮，但115师拥有独立电台，可以越过第一纵队直接与延安保持联系。这就导致一个问题，陈光和罗荣桓在许多重大决策上，习惯向中央直接请示汇报。
对于这种“双轨制”，身为山东分局书记和第一纵队政委的朱瑞深感焦虑。他当时的任务是，凝聚山东抗日武装，当然也包括115师，但明显力不从心。
时间久了，朱瑞认为115师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带头作用，甚至在很多事上都处于“落后”状态。但陈光和罗荣桓则有另外一番见解，认为115师既要应对日伪的频繁“扫荡”，又要防范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能够稳住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些作战以外的任务，无法及时完成，也是情有可原。
原本双方各执一词，也都有自己的理由，不算是什么大问题。但因为徐向前在1940年回了延安，导致双方之间缺少了一个沟通的人，双方终于在1940年10月14日这一天，都不想再拖下去，分别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去延安。
朱瑞的电报措辞严厉，直指115师的问题，甚至开门见山的在电报中提议让陈、罗休养一段时间。
所谓“休养”，只是一个“客气”的说法，实际上指的是把这两个人调离现在的岗位，这已经很不留情面了。但从当时的职务来看，一个分局书记，要求八路军主力师的军政主官同时离岗，这绝对不算小事情。
而在朱瑞发这封电报的同一天，罗荣桓也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却与朱瑞的电报大相径庭。罗荣桓没有指责朱瑞，也没有任何辩解，反而主动承认自己“领导无能”。
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也在人事任免上给出了建议，他认为应该让徐向前担任115师师长，朱瑞担任政委，陈光改任副师长，他自己则回延安学习。
罗荣桓的意思其实很明确 ，将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延安。因为徐向前既然回了延安，短期内基本不太可能出任115师师长。而且，115师当时处于关键的作战时期，在这个时候发幅度改变指挥架构，风险很大。
所以，从两封电报的内容来看，算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延安方面尽快给出一个决定，山东部队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延安最后采取的是“冷处理”，让这件事自然冷却，直到1942年，这个问题才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程度。
而这件事即便到了这个程度，仍然又拖了一年时间，直到1943年3月，在终于组建了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任115师代师长和政委。至此，山东问题彻底解决，山东根据地也在罗荣桓的带领下，得到了飞速发展，证明中央的决策无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