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地下党员罗文坤被捕，敌人见她不屈服，就把她放了，并让特务暗中监视她，谁知罗文坤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杀！
1942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正处在最熬人的阶段。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着合作抗日的局面，背地里对地下党的疯狂搜捕却一刻也没停过。当时领导广西地下党的最高机构，是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这是一个极度核心的组织，管辖着华南好几个省的地下工作。
坏就坏在，南委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软骨头——组织部长郭潜。
咱们平时看谍战剧总骂叛徒，但郭潜这种高层叛徒，真叫人恨得咬牙切齿。他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走过长征，手里死死捏着华南地下党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人员名单和交通站分布。1942年5月，这老小子作为上级领导，刚从桂林中转领取了南方局汇来的巨额活动经费，转头就在广东曲江被中统特务给盯上了。
你猜怎么着？特务连大刑都没上，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这位高高在上的组织部长就彻底软了膝盖，把底线卖得干干净净。他甚至主动向特务开出价码：要经费里的钱当安家费，要保证绝对的人身安全，还要隐瞒他叛变的消息。拿着几万块法币的赃款，郭潜摇身一变，直接带着特务扑向了桂林。
郭潜对广西地下党的情况太熟了，因为他之前亲自去视察过。1942年7月9日，这场被称为桂林“七九事件”的灭顶之灾轰然降临。大批特务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桂林逸仙中学。当时，罗文坤和她的丈夫苏蔓，还有年仅25岁的女战友张海萍，正以中学教员的身份在这里秘密潜伏。
破门而入的那一瞬间，罗文坤正在批改学生作业。她连眼皮都没多眨一下，下意识地抓起桌上一份绝密联络名单，塞进嘴里生生嚼碎咽了下去。
特务们以为抓住了几个文弱书生，随便吓唬几句就能顺藤摸瓜。可他们大错特错了。到了监狱里，皮鞭、老虎凳、烧红的烙铁，所有你能想到的、惨无人道的酷刑，在他们三人身上轮番上阵。几天几夜的严刑拷打，这三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硬是咬紧牙关，死死守住了党的机密，只承认自己是普通教员。三个血肉之躯，生生扛住了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肉体摧残，让气急败坏的敌人毫无办法。
严刑逼供既然撬不开嘴，特务们就动起了更阴险的脑筋。他们太清楚了，罗文坤这三人是桂林地下党的联络枢纽，直接杀了，线索就彻底断了。倒不如假装“证据不足”把他们放回去。只要这几个核心人物回到社会上，那些不知情的地下党员早晚会按约定上门接头。到时候特务就在外围守株待兔，来一个抓一个，就能把整个广西地下党一网打尽。
几天后，罗文坤走出了监狱大门。她敏锐地察觉到，街角巷尾那些假装闲逛的摊贩、路人，全都是死盯着她的暗哨。这种释放，分明是一张吃人的大网。
回到宿舍，罗文坤、苏蔓和张海萍三人一碰头，瞬间看透了彼此面临的绝境。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死局。他们已经被全方位监视，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本没有任何渠道把情报送出去。只要他们还喘着气，只要这间宿舍的门还开着，战友们就会毫无防备地敲门联络，直接撞进敌人的枪口上。
逃跑？暗哨马上就会动手抓人，警报依然送不出去。
硬抗？只要不作为，不知情的同志必定会踏入陷阱。
要想彻底掐断敌人的线索，保住剩下的战友，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彻底摧毁这个“接头点”。他们必须用一种最极端、最无法挽回的方式，向外界宣告这里的危险。
那是在1942年7月12日的深夜，月光凄冷。笔者翻阅档案看到这一段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三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酷刑折磨，回到熟悉的宿舍里，没有抱头痛哭，没有情绪崩溃，甚至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他们极其平静地整理好自己的衣物，把剩下的学生作业一本本批改完。
苏蔓提笔，在纸上决绝地写下了“不自由，毋宁死”短短六个字。
张海萍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笔以明心志。
罗文坤则在绝笔信里清晰地标明了敌人的毒计：“敌人释放吾等实为诱捕，切勿联络”，并且详细列出了需要紧急转移的同志名单。信的末尾，她写下：“为保组织，吾辈死而无憾，望同志们坚守信仰，继续战斗。”
把这封带血的绝笔信压在茶杯底下之后，三位年轻的革命者在宿舍内相依相伴，平静地服下毒药，集体自缢。
第二天清晨，特务们在屋外苦等“鱼儿上钩”，等来的却只有三具冰冷的遗体。这场精心布置的诱敌大网，被罗文坤他们用命硬生生撕了个粉碎。因为这封压在茶杯底下的信，桂林地下党至少有50多名核心成员收到了血的警报，迅速安全转移，为广西地下革命保留了最珍贵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