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义之后，各地军队的汉人士兵人心大多都向着革命军，八旗兵也知道大势已去，大多不做反抗，选择缴械投降。其中，江苏镇江的副都统载穆，本想跟起义军打，但手下几乎全部不同意，载穆气的在衙门上吊自尽。福州将军朴寿，可能脑子被门夹了，挑选500名满人组成“杀汉队”，向革命军发起攻击。
江苏镇江，地处长江咽喉，扼守大江南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武昌起义之后，东南各省纷纷响应，镇江的革命党人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义。当时的镇江副都统叫载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满洲贵族。
载穆这个人，深受清廷皇恩，骨子里还有着对大清朝的愚忠。当革命的火种蔓延到江苏时，他并没有像其他地方的八旗官员那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跑路，也没有想着去谈判投降。载穆的第一反应是：打。
他觉得，自己身为朝廷命官，食君之禄，遇到叛乱理当以死报国。于是，他紧急召集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准备在镇江城内布置防线，和革命军决一死战。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道军令根本出不了都统衙门。
当载穆慷慨激昂地布置作战任务时，底下的人却鸦雀无声。军官们面面相觑，士兵们更是毫无斗志。很快，底下的将领们站出来明确表态：这仗没法打，大家坚决不同意开火。
手下人的理由非常现实。镇江城里的汉人新军早就暗中和革命党通了声气，军心彻底散了。就算逼着大家上城墙，枪口指不定朝向谁。更何况，连八旗兵自己都不愿意白白送死，城外的革命军声势浩大，老百姓也都在期盼光复。真要打起来，那纯粹是鸡蛋碰石头，除了让镇江生灵涂炭，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一刻的载穆，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众叛亲离”和“孤家寡人”。
他愤怒，他悲哀，但他无可奈何。军心丧尽，强行下令只会引发立刻的兵变。载穆遣散了众人，独自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都统衙门里。看着象征权力的印信，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时代洪流声，他知道自己的路走到了尽头。
既然打不成，他又不愿意屈膝投降，最终，载穆选择了一根白绫，在衙门里上吊自尽。
载穆的死，带着一种旧时代殉道者的悲凉。他用结束生命的方式，维持了自己作为大清将领的最后一点体面。他的手下们拒绝作战，恰恰证明了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连最基层的暴力机器都指挥不动的地步。历史的车轮碾过，载穆的个人忠诚，在浩荡的革命大潮面前，微不足道。
如果说载穆的死是一种绝望的消极抵抗，那么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另一位满人高官的选择，就只能用“疯狂”和“愚蠢”来形容了。
福州将军朴寿，面对同样的革命浪潮，给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应对方案。
1911年11月，福建的革命党人在福州发动起义，新军将领孙道仁、许崇智等人已经控制了局势。按照当时的惯例，只要满清官员愿意交出权力，革命军一般都会保证八旗子弟的生命财产安全。很多地方的满城都是这样和平解决的。
可是，这位福州将军朴寿，脑子简直像是被门重重地夹过一样，完全看不清眼前的局势。他不但断然拒绝了革命军的劝降，还决定要在这座南方城市里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朴寿深知新军里的汉人士兵靠不住，他把目光投向了福州满城里的八旗子弟。为了做困兽之斗，他竟然从中挑选出500名极端的满人，组建了一支骇人听闻的“杀汉队”。
这支队伍的名字本身，就带着极强的血腥味和民族对立情绪。朴寿试图用挑起极端仇恨的方式，来凝聚最后的一点抵抗力量。他给这500人发放了充足的枪支弹药，命令他们主动出击，向革命军发起攻击，并且对城内的汉人平民进行无差别的报复。
朴寿的这个决定，彻底把福州推向了战火，也断送了他自己和众多满人的生路。
革命军原本还抱着和平光复的希望，一看朴寿竟然搞出“杀汉队”这种反人类的操作，立刻放弃了幻想，集中火力向满城发起猛攻。福州于山一战打得异常惨烈。革命军占据了于山的高地，用大炮猛烈轰击满城。
那500名被朴寿洗脑的“杀汉队”成员，虽然表现得穷凶极恶，在街巷里放火杀人，但在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革命军面前，这种毫无底线的暴行根本无济于事。他们的反抗不仅没有救大清，反而彻底激怒了革命军和福州的普通老百姓。
短短几天时间，福州满城被攻破。那支作恶多端的“杀汉队”在密集的炮火和冲锋下土崩瓦解。而那位一手制造了这场惨剧的福州将军朴寿，眼看大势已去，慌忙躲藏，最终还是被革命军搜出俘获。
对于这种冥顽不灵、甚至妄图挑起大屠杀的极端分子，革命军没有任何怜悯。朴寿最终被公开处决，为他的愚蠢和残暴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载穆在寂静衙门里踢倒的凳子，朴寿在福州街头点燃的战火，都在向后人诉说同一个硬道理：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不管它曾经多么庞大，不管它手里的武器多么先进，最终都逃不过土崩瓦解的命运。顺应历史潮流，才能找到生路；妄图螳臂当车，终究会被碾作尘土。 那些企图违背人心底线的人，历史永远不会给他们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