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路线分歧，之后又和托派产生牵连，1929年被开除党籍，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关就是五年多时间。全面抗战爆发，1937年8月23日，国民党释放大批政治犯，陈独秀终于走出监狱。

走出监狱之后，摆在陈独秀面前不少选择，国民党方面派人拉拢，许诺给他职位、经费，都被他直接拒绝。他心里想着抗日，也生出想要前往延安，回到党的阵营一起参与抗战的想法。他主动找到驻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博古、叶剑英见面，表明自己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投入抗日工作。之后他托罗汉作为中间人，前往西安找到林伯渠，把自己想要前往延安的想法传递过去。林伯渠收到消息之后，立刻发电报向延安请示中央意见。

延安这边，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商量这件事，9月10日，两人联名给林伯渠回电，这是经过中央商议之后给出的答复，可以和陈独秀展开合作，但是必须满足三项条件。第一条，公开放弃并且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发表声明脱离托派组织，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犯下的错误。第二条，公开表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条，拿出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拥护抗日的诚意，其他后续安排，等三条条件落实之后再另行商议。罗汉拿到消息，把这三个条件带回，转达给陈独秀。

看到这三条要求，陈独秀内心十分抵触。他本身性格倔强，不愿意公开发表书面检讨承认过往的错误，他回复传话的人，回党是自己心里愿意的事情，但是要他写下认错的声明，实在没办法答应。他并不否认自己支持抗日，只是不愿意以这种公开认错的方式作为重返延安的前提，双方之间，就此卡住，没能继续往下谈。

就在谈判陷入僵持的时候，王明、康生11月底从苏联回到延安。受当时苏联国内反托派浪潮的影响，王明直接把托派定性为日寇的帮凶，康生还专门发表文章，直接点名污蔑陈独秀是汉奸。这番言论一出，局面彻底恶化，原本还有缓和空间的对话通道基本关上，继续谈前往延安这件事已经没有可能。

之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去往武汉，又辗转多地，最后落脚四川江津。他在江津度过人生最后的几年，生活十分清贫，身边可以依靠的人不多，常年饱受病痛折磨。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到最后，他始终没能踏上前往延安的路。

回顾整件事，不能简单看成单方面拒绝或者赌气。中央提出三项条件，有现实层面的考量，当时托派问题在党内属于非常敏感的议题，要接纳陈独秀回来，必须把立场说清楚，避免在抗战紧要阶段出现思想层面的混乱。站在陈独秀的角度，他一生看重个人风骨，不愿意对外公开低头认错，不愿意写一份违心的声明。

两人之间，早年一同投身新文化运动，共同参与建党，曾经并肩走在革命最开始的道路上，后面因为革命路线、思想认知，一步步走向分歧。抗战到来，民族矛盾摆在第一位，本来出现一次重新走到一起的机会，最后因为各自立场和坚持，没能达成共识。

时代洪流里面，每个人都带着自己过往的经历与执念，一次错失的机会，最后变成一段无法改写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