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近期的热点争议事件来看，政治上的司法失序、财政失衡、行政不作为、立法被架空……，分权制衡演变成扩权掣肘，岛上学者和媒体纷纷指为“宪政危机”，频频呼告自己阵营的选民用下一次投票来教训对方──再明白不过：永远没有终局负责（人），永远不断延长冲突，永远不敢拒绝美国军售，永远将生存成本转嫁人民──这就是没有“永远”的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
比如校园“教师荒”。台湾义务教育的重心在于课纲的政党攻防与诉诸选举动员，迟至今日尚未确立教师分级制度，以致校园师资参差不齐、同酬不同工。这是因为4年选举周期的体制惯性，树木不足，何况树人？始于1990年代的西式教改运动，将师生关系契约化，学校成为服务业者与消费者的偶然组合，成为家长、官僚与教师处理申诉的博弈舞台，结果是学生与教师双输。
而在大陆，学校仍被视为教化德行的场所，通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教师定位为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保障。作为国家治理链条的组成部分，教师承担教书育人的家长式责任，但没有直面个别家长情绪审判的义务，师生间仍存在高于权利契约的伦理连结，体现了集体主义演化论的本质。
至于“兵役和安全”：一边是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一边是脚踏着政客的契约，背负着退伍的希望。一边向来不外包安全，强调军队的专业化治理，是典型的体制责任论；一边在安全外包不靠谱的无奈下，启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和40万民力武装，是体制不兜底的个体豪猪化。
两军体制性的对照是：基于中国文化和平主义的实力观，解放军是为了不战而强大；台军向来依附外力与对外军购，又信奉欧美民主契约论，是为了引战而以身为饵。前者从军为了维护集体生存与文明存续，展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后者从军为了维持民主代理人身份的筹码，表现对国际霸权的附庸性。
其他如“能源政策”“人才选拔”“基础建设”“社会治安”“法律作用”“劳资关系”“社会福利”等，总体上，核心差异就是主体性与时间轴的不同：
大陆体制“民与国共和”，视人民和国家为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强调对所有成员的生存与尊严的最终责任；台湾体制是所谓的“民与‘国’各行其是”，视“国家”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契约组合──政客作为代理人，必然优先满足其核心支持者的利益，而不是全体成员的长期福祉。
大陆体制看在今后，思考的是世代利益，愿意忍受当下的阵痛，以换取未来的绝对优势；台湾体制只见当前，思考的是“任期”利益，所有的决策必须在下一场选举前看到成效，导致政策缺乏长期连续性。
换句话说，从军事和政治看来，台湾已光复80年；但从文明和体制来看，台湾唯有再光复──回归文明母体，才可能重建正义优良的文明社会。【文|王睿 台湾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