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老蒋突然想起故人戴笠，得知他的后代还在大陆，便给毛人凤下令：“把戴笠的儿媳和孙子孙女接应到台湾来！”但是毛人凤却把这事办得留下了遗憾。
在1953年那会儿，大陆这边的户籍和出入境管理已经相当严密。要在重重布控的上海滩，把一大家子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渡出去，难度堪比登天。
毛人凤连夜召集心腹，制定了极其周密的绝密营救计划。当时戴藏宜的妻子郑锡英，正带着孩子们东躲西藏地生活在上海。郑锡英原本育有三子二女，其中一个女儿早夭。另一个女儿戴眉曼为了逃亡方便，早就寄养在了一位曾经的厨子汤好珠家里，连名字都改成了廖秋美。留在郑锡英身边相依为命的，只剩下三个儿子：长子戴以宽、次子戴以宏和幼子戴以昶。
为了把这母子四人弄出来，毛人凤派出了手底下的精干特务黄铎，秘密潜入上海。黄铎这人确实有点手段，他通过重重关系，买通了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内部的特务陆秉章。在陆秉章的暗中操作和伪造下，他们终于弄到了极为宝贵的出境通行证。
眼看逃亡之路就要铺通，一个致命的现实问题却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这也是毛人凤在此次任务中留下的最大遗憾。
当时的通行证对随行人员的数量和户籍核对有着严苛的限制。黄铎作为护送者，必须随行保护并指路，这就意味着通行证上的名额超标了。为了让黄铎能够顺利拿到“合法”身份掩护大部队出境，他必须冒名顶替掉其中一个孩子的户口。
经过极其痛苦的权衡，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成了那个被放弃、被留下来的人。
1954年年初的上海火车站，寒风刺骨。郑锡英化名为“沈凤英”，一手牵着老大，一手抱着老三。她看着懵懂无知的二儿子戴以宏，心如刀绞。她只能狠下心肠，把戴以宏托付给了潜伏特务陆秉章照料，随后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前往广州的列车，最终借道香港逃到了台湾。
毛人凤算是勉强完成了蒋介石交代的任务，但他把事情办得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残缺。戴笠的血脉，就这样硬生生地被割裂在海峡两岸。
去到台湾的郑锡英和两个儿子，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甚至还被妥善安排住进了独立的小洋楼。长子戴以宽和幼子戴以昶，从此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反观被留在大陆的二儿子戴以宏，他的人生轨迹堪称一部草根逆袭、野蛮生长的传奇。
一开始，戴以宏被留在陆秉章家里。可是好景不长，短短三年后，陆秉章的特务身份彻底败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入狱。年仅9岁的戴以宏，这下失去了所有的依靠，成了真正的孤儿。陆秉章的妻子实在无力抚养这个烫手山芋，只能把他送进了上海的一家孤儿院。
这家收留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亲孙子的孤儿院，偏偏是宋庆龄女士出资资助创办的福利机构。
在这个充满爱心的地方，戴以宏并没有因为他那隐秘的身世而受到任何冷遇。孤儿院的老师们悉心教导他，让他安安稳稳地念完了小学。在这里，他没有任何政治包袱，没有任何特权阶级的阴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沐浴在阳光下的新中国儿童。
16岁那年，戴以宏被分配到安徽合肥的一家棉纺厂当工人。当时国家正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戴以宏身上完全找不到昔日官宦子弟的娇气，他热血沸腾，第一个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报名，主动要求支援农业第一线。
就这样，戴笠的亲孙子，成了一名支援建设的下乡青年。他被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了拖拉机手，后来又干起了修理工。他每天和冰冷的机器打交道，满手油污，吃粗茶淡饭，住简陋宿舍，却干得踏踏实实，心里格外亮堂。
然而，大时代的风浪终究还是波及到了他。在那个讲究出身的特殊年代，戴以宏的真实背景被人翻了个底朝天。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找上门，试图拿他“国民党大特务亲孙子”的身份做文章，想要狠狠批斗他。
戴以宏站在那些人面前，毫不退缩地大声反驳：“我9岁就进了孤儿院，完全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根本没见过他！”
这番话掷地有声，再加上他平时在农场里工作极度勤恳，年年都是劳动骨干，群众基础出奇的好。造反派们看着这个双手长满老茧、满身无产阶级朴素气质的拖拉机手，竟然也抓不到任何把柄，最后只能悻悻作罢。戴以宏就这样奇迹般地靠着自己作为清白劳动者的底色，平稳、安全地度过了那段风波岁。
巧合的是，当年那个同样被留在大陆的妹妹戴眉曼（廖秋美），也过着类似的生活。她在乡下长大，后来嫁给了一个朴实的汽车修理工，两口子过着安稳平静的老百姓日子。兄妹俩的命运如出一辙。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年迈的郑锡英满怀着对儿子的极度愧疚，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终于踏上了寻亲之路。
阔别三十多年后，这对母子在大陆重逢。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抱着已经人到中年的戴以宏，哭得撕心裂肺。她心里始终觉得自己当年为了保全大局，亏欠了这个二儿子太多太多，剥夺了他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看着母亲痛苦自责的模样，戴以宏却显得十分坦然。他反过来轻轻安慰母亲，觉得现在的生活踏实安稳，没什么可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