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听说宋教仁并没有当场死去，认为一千大洋落了空，心中颇为沮丧，后见到宋教仁的送殡队伍，确认宋教仁已死，便当即跑到应桂馨去讨要暗杀的酬劳。
开枪之后，武士英跑得挺快。他觉得自己立了一件“大功”，满心欢喜地躲在暗处，就等着风头稍过拿钱走人。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容易赚的巨款？可接下来的消息，简直像一盆带着冰碴子的冷水，把他的心浇了个透凉。
第二天，上海滩的大小报纸全都在铺天盖地报道“宋教仁遇刺”的新闻。武士英躲在简陋的旅馆里，竖起耳朵打听外面的风声。结果他听说，宋教仁被紧急送到了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医生已经开刀取出了子弹，人虽然伤得极重，但竟然当场没死！
这下武士英彻底慌了神。他毫无一点刺杀国家重臣的惶恐，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只有：坏了，人要是没死，我那一千块大洋的赏金肯定要泡汤了！
在医院的病床上，宋教仁正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那颗子弹有毒，且伤及肠管，引发了严重的腹膜炎。在生命垂危之际，宋教仁依然惦记着南北调和的大局，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口授电报给袁世凯，恳求大总统开诚布公，保障民权，期盼国家能有一部确定不拔之宪法。一代伟人，到死都在为国家前途呕心沥血。
而在城市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刺客武士英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听说目标没死、一千大洋可能落空而心中颇为沮丧。他懊恼自己当时怎么没打准一点，抱怨这差事干得不够干净利落。一边是国之栋梁为了信仰流尽最后一滴血，另一边是底层蝼蚁为了几块碎银子患得患失。 历史的残酷与荒谬，往往就体现在这种毫无道理的错位与对比之中。
武士英在极其焦躁的煎熬中度过了两天。3月22日凌晨三点多，宋教仁终究没能挺过难关，在极度的痛苦中闭上了眼睛，一颗民国政坛上年轻有为的新星就此陨落。
3月23日正午十二时，宋教仁出殡。当天的上海，几乎陷入了悲痛的停摆。沪宁铁路医院门口挤满了数百名送殡群众，随后队伍不断壮大，达到了三千多人。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医院出发，经过北四川路、河南路、福州路等繁华路段。沿途的老百姓层层叠叠，人潮如水，场面极为肃穆安静，只听得见低沉的叹息声和悲泣声。
途经《民立报》门口时，队伍暂停祭奠。创办人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痛哭失声，直言今日不敢为私交哭，实为中华民国前途痛哭。旁观者闻之，无不潸然泪下。送殡队伍里有各界名流，有学生，有军人，甚至还有不少外国友人，大家都徒步相送，秩序之严整，场面之悲壮，为上海数十年来所仅见。
就在这悲痛欲绝的送殡人群外围，有一双眼睛却闪烁着贪婪与兴奋的光芒。武士英偷偷跑来凑热闹了。
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看着那口沉甸甸的棺木，心里的石头终于彻底落了地。他亲眼确认了，那个叫宋教仁的“大人物”确实已经死透了。 面对举城的哀悼，武士英心里没有任何一丁点罪恶感，完全没有被现场的悲哀气氛所感染。恰恰相反，他心底涌起了一阵狂喜：目标死了，我的任务圆满完成，那一千大洋绝对稳稳当当落进口袋了！
确认死讯后，武士英一秒钟都等不及了。他当即转头，兴冲冲地跑去找共进会首领应桂馨讨要暗杀的酬劳。
应桂馨作为事件的幕后联络人，得知刺杀成功后，大肆夸赞武士英干得漂亮，甚至还画大饼说将来要送他出洋游学。武士英心满意足地交还了那把作案用的五响手枪，并顺利拿到了一部分赏金。
手里有了沉甸甸的现大洋，这个穷惯了的兵痞立刻就开始飘飘然了。当日晚八时左右，武士英回到旅馆，完全换了一副暴发户的做派。他特意弄了一身挺括的西装换上，昂首挺胸地走到邻室跟人吹嘘：“我今天可是有钱人了！”
为了彰显自己的阔气，他随手就掏出一块大洋要赏给邻居。邻居推辞不受，武士英得意忘形地拍着胸脯炫耀：“这算什么！我这事办成了，后面还有一千块大洋等着我呢！”说完，他便大摇大摆地出门潇洒去了。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几天报纸上全都是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全上海都在抓捕凶手。邻室的人本来就觉得武士英形迹可疑——案发那天晚上他彻夜未归，后来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还口出狂言。大家一合计，立刻觉得事有蹊跷，转头就向相关方面报了信。
其实，老天爷早就布好了另一层法网。就在23日当天，一个叫王阿发的古董商人跑到了英法租界巡捕房报案。他指认说，十天前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出价一千块大洋让他去杀人，他没敢答应，如今看报纸才知道照片上的人就是宋教仁。巡捕房一听，立刻雷霆出击，当晚就在一个妓女家里把应桂馨抓了个正着。第二天，顺藤摸瓜，巡捕房直接在应桂馨的家里，将还在做着发财梦的凶手武士英擒获归案，并搜出了密电本等铁证。
被捕后的武士英，或许一开始还指望上面的人能捞他出去。但在4月24日，也就是他被捕后仅仅一个月，这个一心想着发大财的杀手，却在狱中突然暴毙，死因成谜。而那个许诺给他一千大洋的应桂馨，后来虽然越狱逃跑，最终也在火车上被人乱刀砍死，落得个死状极惨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