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平父亲节的这场痛哭，一半是丧子之痛，一半是没说出口的愧疚。

当年田新菊怀上天赐，老两口从头到尾没跟子女商量。他们觉得“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自己能做主”，连孕期都瞒着，只说人胖了。直到孩子快生了，儿女才知道消息。

大儿子当时已经成家，女儿都快成年了，突然要多一个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妹妹，他怎么都接受不了。他劝过，吵过，闹过，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扛不住，将来孩子肯定是负担。可黄维平态度坚决，父子俩的隔阂就此埋下。

天赐出生后，家里的矛盾越闹越深。大儿子心里的坎始终过不去，开始整日借酒消愁，从偶尔喝两口变成了酗酒成性。黄维平骂过，劝过，都没用。父子俩的心结，越系越死。

几年后，大儿子因酒精中毒离世，走的时候才四十出头。直到最后，父子俩也没坐下来好好说句话，没解开心里的疙瘩。

这件事成了黄维平心里永远的痛。他搬离山东老家，去广西南宁定居，一半是为了老伴养病，一半也是为了躲开满是回忆的房子——客厅的沙发是儿子买的，阳台的花是儿子种的，处处都是扎心的痕迹。

有人说父母有生育自由，有人说子女有知情权。可对错再重要，也换不回一条人命，解不开一生的遗憾。

家人之间，从来不是谁赢了谁输了。有些决定一旦做了，有些裂痕一旦留下，就是一辈子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