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将15万斤、装了8000个麻袋的明清两朝档案，当成废纸作价4000银元，卖给了北京西单的同懋增造纸店，算下来，1斤国宝级文书还不到3分钱，这里面有皇帝亲笔朱批、各国使臣朝贡文书、殿试状元考卷原件，全是存了400多年的国家机密原始文件。

这个烂事，得从清朝快完蛋那会儿说起。

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紫禁城里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墙都塌了。到了1909年，宣统元年，库房烂得更厉害，清廷准备把里面的档案全烧了。

这时候有个明白人站了出来，学部参事罗振玉。他奉命去大库接收图书，随手翻了两卷，一看不对——这哪是废纸，这是命。

他赶紧去找学部大臣张之洞，好说歹说，这批档案才从火堆里扒拉出来，搬到了国子监和学部保存。

清朝没了之后，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设了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三年后搬到了午门，把原来存在国子监和学部的档案全挪到了午门和端门的门洞里。然后就没人管了。

到了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彻底崩了，教育部已经好几年发不出工资。教育部的官僚们一合计，端门门洞里那堆“废纸”不是现成的钱吗？

八千麻袋，十五万斤，作价四千银元，卖给了西单牌楼的同懋增纸店。

同懋增的老板程运增拿到这批货之后干了两件事。第一，把麻袋拆了，麻袋本身还能卖钱。第二，把档案渍水之后用芦席捆扎成包，分两路大车送走，一路送定兴，一路送唐山，准备化浆做“还魂纸”。纸店还零散卖出去了一部分，大概一千麻袋就这么没了。

什么叫还魂纸？就是用废纸重新打浆造出来的纸，通常用来做纸钱烧给死人。也就是说，这些记录了明清两朝四百年历史的原始档案，差一点就变成了烧给死人的冥币。

转机出现在1922年2月。客居天津的罗振玉来北京办事，逛琉璃厂书肆的时候，一眼看见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贺表”。

他当时就傻了，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市面上？罗振玉到处打听，最后追到了同懋增纸店。

这时候纸店已经把差不多一半的货送走了。

罗振玉没犹豫，直接掏钱往回买。有说花了一万二，有说花了两万二，还有说花了十三万的。数字有出入，但意思是一样的——罗振玉花了大价钱，把能追回来的全部买了回来。

运往定兴的拉回北京，堆在彰仪门货栈，占了三十多间库房加五个大院。运往唐山的拉回天津，存在他家的库书楼。

买回来之后罗振玉雇了十几个人开始整理。一整理才发现，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满文蒙文写的辽金元事例，明朝关于边务战事的题本稿，清初开国的要略，太宗致朝鲜的书信，招抚皮岛将领的谕帖，天聪朝臣工的奏议。还有朝鲜、琉球、安南这些藩属国的题表档案。

罗振玉从里面挑了一部分珍件，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十册。

但罗振玉毕竟只是个人，财力撑不住。到了1924年，他把大部分档案以一万六千银元转卖给了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

李盛铎也是个收藏家，接手之后留了一部分，剩下的在1929年以一万八千银元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批档案这才算真正归了公。

整个事件从1921年卖出去，到1929年最后归公，折腾了整整八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卖这批档案的时候，打的旗号是“经费困难”。

但稍微想想就知道这事有多荒唐——四千银元能解决什么问题？教育部一年的开支都不止这个数。

把几百年的国家记忆当废纸卖，换来的那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这不是经费困难的问题，这是脑子有病的问题。

更讽刺的是，同懋增纸店一个卖纸的，都比北洋政府的官员识货。

纸店把档案买回去之后，并没有一股脑全送造纸厂，而是先抽了一部分在市面上出售。

罗振玉能在琉璃厂看见“洪承畴揭帖”，正是因为纸店懂得这些东西有人要。一个开纸店的都知道挑一挑再卖，教育部的人连挑都懒得挑，直接按斤称。

这批档案最后能救回来，靠的是一个前清遗老的个人良知和倾家荡产。罗振玉为了凑钱把档案买回来，不惜债台高筑。一个靠个人力量硬刚整个系统的荒唐决策，把这批档案从纸浆池里捞了出来。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文献部专门管理明清档案。后来发展成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馆藏的明清档案总量有一千万件。

当年那八千麻袋里的东西，如今就安安稳稳躺在国家级的档案馆里。

但别忘了，罗振玉买回来的时候，已经损失了两万斤，约数十万件。那些被化成纸浆的、被零散卖掉的、被私自带走的，永远回不来了。

四百年的国家记忆，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门洞里落灰，最后按废纸的价格论斤卖。卖完还得靠一个遗老自掏腰包往回赎。

北洋政府的官员们当时大概觉得自己挺聪明——反正没人看的东西，换了钱不亏。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卖什么。他们卖的每一斤“废纸”里，都有皇帝用朱笔写下的批注，有藩属国使臣跪着递上的国书，有状元十年寒窗换来的殿试卷。这些东西如果留着，我们今天研究明清历史就不用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