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敌人把他带到了海滩，连开5枪，枪枪命中，谁知等敌人走后，傅有智却被雨水打醒了！
1930年的大环境，用“血雨腥风”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捕进步人士，社会上风声鹤唳。当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了反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决定在厦门港渔行口广场搞一次“打盐税局”的飞行集会，揭露反动派横征暴敛的真面目。
很不巧，消息走漏了。国民党警察局派出了大批暗探和侦探，在集会现场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偏偏这个时候，傅有智刚好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从上海出差回来，随身还带着刚出版的地下党刊物。当他路过集会现场时，一下子就被特务给盯上了。一番搜查，刊物暴露了他的身份，傅有智和其他几位同志当场被捕。
进了大狱，特务们的手段有多毒辣，大家在谍战剧里都能看到冰山一角。严刑拷打对这些特务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他们试图从这个19岁的年轻人嘴里撬出地下党组织的机密。可傅有智骨头硬得很，咬紧牙关，硬生生扛下了老虎凳、沾水皮鞭等所有的毒打，半个字都没吐露。
面对这种“顽固不化”的硬骨头，敌人彻底恼羞成怒了。他们的处理方式向来残忍——直接枪杀，永绝后患。
1930年7月31日的深夜，夜黑风高，天上还飘着冷雨。敌人把五花大绑的傅有智押到了厦门打石字海滩。在呼啸的海风中，刽子手举起了手里的枪。
整整5声枪响，枪枪命中。傅有智应声倒下，鲜血瞬间染红了沙滩。特务们走上前看了看，见人已经倒在血泊里一动不动，确信死透了，便急急忙忙回去交差。
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或者说是命运觉得这个年轻人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刽子手确实开了5枪，子弹也确实打穿了傅有智的身体，可这5颗子弹，奇迹般地全都避开了致命器官！它们分别从傅有智的耳根、脖颈、肩膀和腋下穿了过去。虽然伤势惨重，失血极多，但他确实还吊着一口气。
下半夜，大雨倾盆而下。冰冷的雨水狠狠地拍打在傅有智的脸上、身上，那种刺骨的寒意和钻心的剧痛，硬是把他从鬼门关边缘拉了回来。他睁开眼睛，四周只有漆黑的夜和咆哮的海浪。他知道，自己还活着。求生的本能和未完成的革命信念支撑着他。傅有智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一点点在粗糙的礁石上磨断了绑在手上的绳索，拖着一条血路，彻底逃出了敌人的魔爪。
这事儿在当时可是个天大的新闻，连厦门当地的一家报纸都把它当成“奇闻”给登了出来，标题非常吸睛，轰动一时。
一个19岁的年轻人，刚刚在刑场上走了一遭，被子弹打成了血葫芦，靠着大雨淋醒才捡回一条命。如果换作普通人，这时候会怎么做？肯定是找个没人的地方隐姓埋名，老婆孩子热炕头，再也不敢碰政治了，对吧？毕竟命只有一条，老天爷能保佑你一次，可保佑不了你第二次。
这恰恰是傅有智最让人感到震撼的地方。 死亡的阴影、肉体的痛苦，根本没有吓退他，反而把他淬炼得更加坚韧。伤愈之后，他脑子里想的，唯有继续战斗。
因为厦门的军警到处在搜捕他，傅有智冒着极大的危险，一路辗转回到了老家安溪。他把生死置之度外，立马投入了新的战斗。1932年4月，中共官桥区委建立，傅有智担任书记。他走村串户，发动那些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组建农会，拉起了一支赤卫队。
在他的组织下，安溪周边的革命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打土豪、斗劣绅、除匪首，傅有智带着队伍干得有声有色，迅速壮大了当地的党组织力量。到了1933年8月，安南永德地区第一个区级的苏维埃政权——官桥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傅有智因为威望极高、能力出众，被大家推选为主席。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从一个热血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成熟、老练、独当一面的苏区党政军骨干。
可是，革命从来就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好运也并不会永远眷顾同一个人。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安溪苏区进行疯狂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震惊八闽大地的“青云楼事件”爆发了。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傅有智和陈凤伍、李实等12位党政军核心干部，为了掩护大部队和群众撤退，不幸全部落入敌手。
敌人再次面对这个三年前在海滩上“死而复生”的傅有智，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给他留下任何生还的可能。面对敌人的屠刀，傅有智依然像三年前一样，脊梁挺得笔直，眼神中充满了对反动派的蔑视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1933年9月17日，安溪县城凤冠山上，秋风瑟瑟。枪声再次响起。22岁的傅有智，这一次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他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他深爱着的红土地上。
从1930年死里逃生，到1933年英勇就义，这短短的三年，傅有智活出了常人三辈子都难以企及的厚度。有些时候，我们翻阅历史档案，看到那些干瘪的文字和生硬的时间线，很难真切地体会到前辈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傅有智的故事，把“信仰”这两个字，具象化地摆在了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