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解放军一军二师骑兵营击毙一个狼狈逃窜的土匪头目，检查尸体时，从其身上搜出一块重四两九钱（折合 245 克）的金砖和一个水晶石私章，上面赫然刻着 "马英" 二字。后经一名原马步芳部队军官的辨认，证实被击毙者正是匪首马英，消息一经传出，当地的各族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先说这块金砖和那枚私章。马英当时是往柴达木方向逃，身上还揣着这么重的金子，说明他压根没打算真心投降到底，是留了后手，打算打不过就跑、找机会东山再起。

私章这东西更值得琢磨，一个骑兵旅长随身带着刻名字的印章，要么是早年处理军务留下的，要么就是打算日后联络马家旧部当凭证，两种可能都指向一件事：他从头到尾就没断过作乱搞事的心思。

马英能坐到骑兵第八旅旅长这个位置，是马步芳一手提拔起来的。马步芳是民国时期青海的实际掌权人，当地人都叫他 "青海王"，手底下马家军以骑兵见长，部队多以西北回族、撒拉族子弟为主，骑兵作战能力在西北一带十分凶悍。

马英从小苦练骑射，枪法精准，凭这点本事被马步芳看中，一路提拔升迁。

1949 年 8 月下旬兰州战役战败后，马步芳自知大势已去，先从西宁飞离大陆，之后辗转海外长期定居，再也没能返回国内，把青海的军政烂摊子全丢给手下一众军官。

主帅一走，马家军其余将领看清大势，陆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当时解放军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马家军人员有统一安置政策：普通士兵发放路费遣送回乡务农；营级及以上军官统一集中到军政训练班学习改造，改造合格后发放《解放证明书》，实打实给他们一条重新做人的出路。

这套政策不是专门针对马英制定的，是解放战争后期全国统一执行的优待政策，核心就是减少流血冲突、平稳推进解放进程。

马英当时也按流程完成改造，顺利领到了解放证。

问题是，同样从改造学习班结业、同样持有解放证的马家军官，不少人安分过日子，有的进入地方政协任职，有的安排普通公职踏实生活。

马英完全不一样，拿到证件后既不返乡，也不去政府指定安置地点报到，反倒赖在三角城一带潜伏逗留，心思一目了然 —— 他在暗中收拢那些拒不投降、躲进深山当土匪的旧部人马。

等收拢起近千人、差不多一个团规模的残匪后，马英在青海大通、门源山区公然举兵叛乱，还跟手下吹嘘自己要带队前往柴达木建立根据地长期打游击。

这话表面是规划退路，实则只是给一众残匪打气，哄骗众人跟着他顽抗到底。马英心里清楚，土匪乌合之众根本没法和正规解放军抗衡，可起兵叛乱后早已没有回头路，只能硬着头皮作乱。

大通县城、桥头镇先后成为他进攻目标。驻守大通的是一野一军三师九团团部外加二营两个连，守备兵力不多，城内军民联合构筑防线死守，同时加急向西宁军部发电求援。

西宁指挥部反应迅速，三师师长兴中亲自带领七团两个营连夜急行军驰援大通、桥头。

敌我双方的驰援时间差，直接决定了马英这次攻城能不能得逞。

大通城下，马英带着上千匪众轮番猛攻，九团政委余金龙带头组织军民协同防御，硬生生扛住匪军多轮进攻。

大通久攻不下，马英调转人马强攻桥头镇，守军依托周边山地地形层层阻击；没过多久解放军七团、六团增援部队赶到，对匪部形成前后夹击，这股叛乱土匪遭到重创，马英带着残余残兵狼狈突围逃走。

这一仗也能看明白，解放军能在青海站稳根基，不光靠兵力、装备优势，更关键是和当地各族百姓紧密团结，军民一心才是坚守阵地最硬的底气。

侥幸逃脱的马英依旧贼心不死，派人偷偷去炸距离桥头 10 公里的煤窑沟煤矿，妄图切断西宁全城的煤炭燃料供给，想用破坏后勤补给的方式牵制解放军。

这个算计看着狡猾，不料行动提前被解放军侦察人员察觉，伏击挫败了这次破坏行动。

紧接着他又集结六百多名匪众，第三次围攻桥头镇，此时解放军早已摸清他的进攻路线与作战套路，提前布下多重埋伏，此战马英匪部主力彻底溃散，马英本人在解放军追击搜剿残匪途中被当场击毙。

刚击毙时没法立刻确认死者身份，直到一名熟悉马英的原马家军旧军官赶来辨认，结合尸体上搜出的金砖、刻有马英名字的水晶私章，才最终确定匪首马英已被剿灭，之前身份存疑的难题才算落地。

从 1949 年 9 月投降接受改造，到同年 12 月被击毙，马英前后作乱也就三个月，不仅白白丢了自己性命，还连累上千旧部跟着他走上绝路。

青海全境大规模剿匪斗争不只是平定马英这一股叛匪，剿匪行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才基本结束，大通、门源等东部农业区域才彻底恢复安定，当地老一辈百姓直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段剿匪往事。

回头看马英整件事，核心道理就一句话：政府已经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自己偏偏不珍惜，亲手把仅有的退路堵死变成绝路。

他不是被解放军逼迫致死，纯粹是放不下心中的野心、心存侥幸反复叛乱，一步步把自己推向灭亡。

古往今来都是同一个道理，改过自新的机会仅有一次，把握不住就再也没有重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