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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南京日本总领馆里亮如白昼,鬼子正摆庆功宴。詹长麟端着托盘混进去,

1939年6月,南京日本总领馆里亮如白昼,鬼子正摆庆功宴。詹长麟端着托盘混进去,瞅准空档,把怀里的毒粉“刺啦”倒进酒坛。

那帮日伪大官哪晓得底细,举杯就灌。没一会儿,席面乱成一锅粥,一个个口吐白沫栽倒,脸紫得跟茄子似的。

詹长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全是被血海深仇逼出来的。

他生在南京,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穷苦人。

打小家里揭不开锅,他早早就辍学去街头谋生。

十多岁起,他就在大户人家端茶倒水当杂役。

日子虽苦,但他手脚勤快,脑子活泛,极懂规矩。

后来,经人介绍,他进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做仆役。

每天低眉顺眼,伺候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人。

这绝对是份屈辱的差事,但他为了养家只能忍气吞声。

1937年冬,日军攻陷南京,开启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满城火光冲天,长江边堆满了国人的尸体。

詹长麟的许多亲戚和街坊,全倒在了鬼子的刺刀下。

他亲眼看着平时走惯的街道被同胞的鲜血染红。

那段日子,他白天在领事馆里强颜欢笑端盘子。

晚上回到家,捂着被子咬牙切齿,彻夜难眠。

懦弱的底色被仇恨一点点冲刷干净,取而代之的是杀心。

他不再是个唯唯诺诺的杂役,成了一座压抑的火山。

这份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引来了军统的注意。

军统特工赵宇臣秘密接触了他。

“长麟,想不想干票大的,替乡亲们报仇?”赵宇臣问。

詹长麟没有半点犹豫,用力点了点头。

他正式加入军统,代号“团长”,成了一名潜伏特工。

蛰伏两年,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9年6月,日本内阁派大员来南京,视察汪伪政权。

日伪高层决定在总领事馆举办盛大的接风晚宴。

总领事建川美次下令,必须准备上好的绍兴黄酒。

詹长麟接到指令,全权负责宴会的酒水供应。

他立刻把这个情报秘密传递给了上线赵宇臣。

军统总部下达死命令,抓住机会,毒杀日伪高官。

赵宇臣交给他一瓶剧毒的氰化钾粉末。

药量极大,只要沾上一点,大罗神仙也难救。

6月10日晚,领事馆内外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詹长麟穿着白色的仆役制服,把毒药藏在内衣口袋里。

他端着空托盘,面无表情地穿过走廊。

长年累月在此干活,日军卫兵对他毫不防备。

他径直走向备餐间,那是宴会酒水的中转站。

备餐间里炉火正旺,几坛绍兴老酒正在温热。

四周无人,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他快步走到酒坛前,手心里全是冷汗。

掏出药瓶,拔掉塞子,动作干脆利落。

毒粉顺着瓶口倒进热酒中,瞬间融化无影无踪。

他拿起筷子快速搅匀,重新盖上酒坛的泥封。

随即端起托盘,稳步走出备餐间。

宴会大厅里,日伪官员推杯换盏,丑态百出。

毒酒被一壶壶送上餐桌,倒进那些高官的酒杯里。

“为皇军的胜利,干杯!”副领事清水举起酒杯大声叫喊。

众人一饮而尽,纷纷砸吧着嘴称赞好酒。

詹长麟站在阴暗的角落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五分钟后,氰化钾的药效全面发作。

也就是开头那一幕,富丽堂皇的领事馆变成了活地狱。

清水副领事第一个倒下,掐着脖子满地打滚。

紧接着,书记官、日方高阶军官们像被砍倒的树一样栽下椅子。

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划破了南京城的夜空。

“酒里有毒!封锁大门!”警卫队长嘶吼着拔出战刀。

大厅内乱作一团,谁也顾不上查验一个仆役的去向。

詹长麟趁乱溜出大厅,直奔领事馆后院。

他骑上事先藏好的自行车,从后门冲入夜色。

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他左拐右拐,死死甩掉了巡逻队。

连夜出城后,他顺着长江一路向西逃亡。

军统人员沿途接应,将他安全护送到了大后方重庆。

这场震惊中外的惊天毒案,直接毒死了两名日本高阶官员。

另有数十名日伪要员重度中毒,险些当场丧命。

日军高层震怒,却对这个逃之夭夭的杂役无可奈何。

抗战胜利后,詹长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京。

他隐姓埋名,做回了普通的老百姓。

新中国成立,他成了一名踏实本分的普通工人。

岁月更迭,昔日的特工风云被彻底掩埋在历史中。

他极少向旁人提及当年的壮举,只说干了分内的事。

2008年,九十五岁的詹长麟在南京安详离世。

那座见证了屈辱与复仇的总领事馆旧址依然伫立。

他用一包毒粉,在侵略者的心脏上狠狠捅了一刀。

让作恶多端的鬼子们,也尝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怒火与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