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国民党少将范纪曼临刑前借口上厕所，谁也没想到，他竟靠一块木板死里逃生。
1906年，他出生在四川梁山县，早年因为聪明好学，还远赴德国留过洋。懂外语、懂艺术，早年间在上海新华艺专搞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结识了诸多进步人士。极其具有艺术天赋的他，甚至还利用业余时间，给翻译出版的《贝多芬传》做过极其精美的装帧设计。
但他隐藏最深、也是最致命的一张底牌，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他在国民党的军政系统里如鱼得水。凭借着过硬的关系网和极其出色的情报分析头脑，他一步步往上爬，最后竟然穿上了将官的黄呢子大衣，堂而皇之地挂上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将的军衔。
常在河边走，终究遇上了狂风巨浪。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关键的白热化阶段，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预感到末日来临，开始像疯狗一样在各地大肆搜捕。由于叛徒的无耻出卖，范纪曼的真实身份不幸暴露，随即在上海被捕入狱。
被押进国民党特务的魔窟，等于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阎王殿。特务们一看抓到的竟然是个“少将”级别的红色特工，顿时两眼放光，如获至宝。为了达成目的，老虎凳、辣椒水、皮鞭棍棒、甚至是最恶毒的精神摧残，惨无人道的酷刑轮番上阵。
面对这些非人的折磨，范纪曼硬是咬紧了满口是血的牙关。他把生死早就置之度外，硬扛下了所有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痛楚，一个字的机密都没向敌人透露。在极度恐慌和愤怒之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对他下达了最后的死刑指令。
1949年4月。此时的上海，物价飞涨，人心惶惶，逃跑前的疯狂屠杀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范纪曼心里像明镜一样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可能只剩下最后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了。
面对步步紧逼的死亡，害怕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本能。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每天都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进行着高强度的脑力运算。他死死盯着看守的每一次换班规律、每一条巡逻路线，极其隐蔽地观察着牢房周围的地形结构。
终于，他把目光牢牢锁定在了放风区角落的那个简陋厕所上。那个厕所位置偏僻，气味极其刺鼻，看守平时根本不愿意靠近。最关键的是，厕所紧挨着看守所的一道高墙，墙外就是错综复杂、四通八达的上海弄堂。而在厕所旁边一处满是污垢的角落里，随意丢弃着一块平时连看门狗都不闻一下的废弃长木板。
对于一个求生欲极强且心理素质堪称变态的特工来说，这块满是污泥的木板，就是通往自由和新生的唯一桥梁。
行刑的日子终于逼近。这一天，看守的步伐显得格外沉重，空气中弥漫着让人窒息的死神味道。就在几名特务走过来，准备给他戴上重刑具押赴刑场的关键时刻，范纪曼突然脸色煞白，满脸痛苦地蹲在地上，双手死死捂住肚子，豆大的汗珠如同雨点般直往下掉。他艰难地抬起头，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恳求看守，说自己肠胃绞痛难忍，实在憋不住了，想在临走前最后去方便一下，免得上路时弄得太难堪。
看守斜着眼睛打量着这个浑身是血、虚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死囚，心里满是轻蔑。在他们看来，范纪曼已经被折磨得连站直身体都极其困难，别说逃跑了，就算现在大门敞开，他恐怕都走不出十米远。看守极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恶狠狠地催促：“快去快回，别磨蹭，别耽误了老子交差的时辰！”
范纪曼拖着沉重的步伐，在一路摇摇晃晃中，慢慢挪进了那个散发着恶臭的厕所。
就在他的身影完全离开看守视线的那一秒钟，奇迹发生了。那个虚弱不堪、濒临死亡的囚犯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行动极其敏捷、目光如炬的顶尖特工。他强忍着全身撕裂般的剧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爆发力，猛地抄起角落里那块救命的木板。
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多余的声响，他精准地将木板斜靠在那面让人望而生畏的高高围墙上。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渗出，但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人体潜能在生死关头彻底爆发，他硬是咬碎了牙齿，悄无声息地翻过了那道似乎不可逾越的生死防线。
当他重重地摔在墙外的暗巷里时，强烈的坠落感和浑身的伤痛几乎让他当场昏厥。但他极其清楚，只要还在国民党的控制区，稍微停下一秒就意味着前功尽弃。范纪曼强忍着骨头散架般的剧痛，迅速隐没在错综复杂的上海弄堂深处。那些幽暗狭窄的巷道，平时看起来不起眼，此刻却成了这位红色特工最好的掩体。
等门外的看守抽完了一根烟，等得实在不耐烦，骂骂咧咧地冲进厕所准备强行提人时，彻底傻眼了。狭小的空间里空空荡荡，除了那块孤零零倒在墙边的脏木板，哪里还有半个人影？国民党的少将、中共的地下党员，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了一次犹如神兵天降般的越狱。
范纪曼成功逃入上海的夜色中。他凭借着极其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惊人的毅力，躲过了国民党随后的全城大搜捕。没过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迎来了彻底的解放。这位在敌营里潜伏了十几年、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传奇特工，终于堂堂正正地迎来了属于人民的灿烂曙光。到了建国后，虽然范纪曼的生活依然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与波折，但他始终保持着那份革命者的乐观与坚韧，直到1990年平静地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