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量依附大资本家（或特定资本家圈子）政策智库的存在，有效地解决了日渐扩招的社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对口就业。不谈宏大叙事、仅就谋生需求而言，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特区提供的廉价实习生公寓，就是美国本地大学生们不可多得的现实福利。
然而，智库在专业价值上劣化到今天这一步，还是有些令人唏嘘的。
智库在二战后一度被视为美国公共政策理性化的标志。无论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老牌跨党派智库，还是如今臭名昭著的传统基金会，最初都是（其成员自身认知框架中）某种“使命感”和实证操守的产物。平心而论，在那个时代，智库对美国，主要是起正面贡献的：它们为公共辩论提供调查事实，为社科学界搭建参政桥梁，为掌权者开发政策工具箱，在美国“去中心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扮演了应有的角色。甚至如今被广泛诟病的旋转门机制，在美国国情下，客观上也起到了“稳定和储备干部队伍”、维系一个专业化且在圈内的“高官备选池子”的作用。
然而，随着美国承平日久、强大国力对劣质官员、政策折腾的“容错率”、“耐操性”日渐提高，“掌权的必要条件”逐渐从“提出理性政见”转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赢得选举”，智库的“政策思想实验田”功能也逐渐向功利方向异化了。
以传统基金会为例。虽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视角该智库的反动一以贯之，但其在里根时代那种“有人性面孔的保守主义”与特朗普-拜登时代的“纳粹复辟”式价值观、以及“使研究服务于赢”的文风学风，显然是有所差别的。
事实上，特朗普并不是传统基金会滑坡的起点；早在2010年，为了打击敢于支持民主党特定议题的“RINO”（“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他们就搞出了著名的合法隐蔽游说分支“传统行动”（Heritage   Action，注册为501(c)(4)“慈善组织”），以关键议题投票记录为依据，给每个共和党议员打分排名、供给茶党在下次初选中带节奏，以此强迫他们按党派预设立场、而非自身理性判断，对高度具体化的政策细节投票。
结果是，如果说民主党的政策走向是有意识地用“授予各种弱势人群精英特权”掩盖阶级不平等、主要由美国精英组成结构的变化所决定，那么共和党的政策发展，就是在这些“智库”鞭策下，越来越依赖自身意识形态教条、而非现实国情；而这种实践返回到智库，又进一步弱化了其“对施政提供现实反馈”的作用，提升了对其“用固有叙事重塑/解释现实”的需求。
这种对智库“用途预期”的变化，导致了整个智库体系操守的劣化。回顾前面的“数据中心谣言”事件，我们注意到，并非所有智库成员都是完全趋炎附势的，一个名叫瑞安·费达修克的右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分析师就在X上指出，“我们必须认清现实，人工智能在美国不受欢迎的原因并非中国……告诉如今数以亿计的反AI美国人‘你们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花钱放进你们脑子的’，这并不是一个能赢得政治胜利的信息。”
瑞安·费达修克理念上同样是个反华分子，他的X评论同样开篇于一坨在美国干他一行所必须的“宇宙安全声明”废话，但他至少保持了对常识的尊重。
类似情况还能在另一个“准智库”例子中看到。在最新“民主感知指数”全球调查中，如实根据调查结果、将中国大陆的“感知民主程度”评为“正面”级第一名的“民主联盟基金会”（该组织注册为非营利组织，但这种“叙事塑造”是典型的智库职能），实际上是由丹麦反共富豪弗里茨·舒尔和前北约头子拉斯穆森拉起来、受到包括“自由之家”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等一系列反华组织资助的NGO。
然而，在如今美国乃至整个北大西洋集团学术界狂热的自我审查氛围中，这类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能力不仅会被“主流宣传”压制，而且自身也已变得愈发不能为其“角色定位”容忍了。为了争夺愈发贪婪的私有资本赞助，智库在逐渐使自己极端化、小丑化；自然地，这为蓬佩奥（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这样的职业骗子、小偷、马屁精，开辟了一条完美的退路。【文|狄薇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美国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