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看新闻说浙江高院改判无罪，张高平叔侄在法院门口哭了。他们指甲里没DNA，尸体也没性侵痕迹，这些证据2003年就有，可没人拿它当回事。

袁连芳是个牢里关着的证人，公安让他去“做工作”，这人连警察都不是，笔录却成了关键证据。预审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法医报告放那儿，谁也没多问一句。

2013年调查组只给了个“记大过”。不是不想追责，是那时候法律没写清：预审员算不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集体开会定的事，到底谁该担主责？监委还没成立，纪委管不了司法办案的具体细节。

后来出了新规定，执法办案中心建起来了，检察官法写了“保障人权”，但真到案子上，谁签字谁负责，还是很难落到具体人头上。

张高平出来时头发全白了。他不骂人，就说：“我只想把那十年，还给我。”
他现在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走路去菜市场买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