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出过五位元帅、三位大将,也出过胡宗南、杜聿明、陈诚这样的"天子门生"。可在这份星光熠熠的名册里,有一个人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开学不到三个月,他就被校长蒋介石亲笔下令开除,走出黄埔岛时不曾回头。十四年后,他在西安街头骑车外出,从此再没回来。蒋介石后来对人坦承:他是我的学生,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的。
这个人叫宣侠父,浙江诸暨人,生于1899年。他不是寻常的农家子弟,早年考入浙江省立水产学校,后又被官费送往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水产。在那个普通中国人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能踏上日本的土地、进入帝国大学,本是一条稳妥的上升通道。但他偏偏在留日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参与革命活动,被官府停了官费,1922年被迫回国。回到杭州后,他先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从此走上一条与同龄留学生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4年5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时,中共浙江省委派他南下广州投考。同行的有樊嵩华、陈德法、石祖德、胡宗南等十余人——这其中那位日后名声最盛的"西北王"胡宗南,当时还只是个落魄的中学教员。宣侠父年纪最长,文才又好,谈吐风趣,很快在同学中威望渐高,被编入第一期第二大队。彼时的黄埔,孙中山亲定"以党治军"为根本,国共两党并肩办学,周恩来稍后出任政治部主任,廖仲恺担任党代表,校园里一派朝气。
矛盾出在一份普通文件上。开学不久,军校筹建国民党支部,校党部和区党部均由选举产生,可分到队这一级时,各小组的组长却变成了由校本部直接指定,以校长蒋中正的名义公布。这一改,看似只是程序变动,实则把基层党组织的人事权从下面收到了校长手里。黄埔同学多慑于校长威严,无人公开发声。宣侠父却敏锐地察觉到其中要害——若如此,蒋介石便凌驾于党之上,"以党治军"四字就成了空文。
他写了一份报告呈给蒋介石,直言指定组长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请求收回成命,改由小组自行选举。蒋介石看完恼火,把他叫到办公室,先以"自动撤回报告便不予追究"相威胁。宣侠父不让步,回答说该不该提意见责任在他,接不接受权在校长。蒋介石大怒,下令将其关进禁闭室,限三天写出悔过书。三天后,他被再度叫去,只回了一句"学生无过,故亦无悔"。蒋介石不再多言,当即写下手令——"该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纪律,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以伸纪律,而整校风"。
事情本还有转圜余地。总教官何应钦领着上尉以上教职员一齐上书求情,被严辞拒绝。党代表廖仲恺从广州赶来调停,劝他把报告撤回,委曲求全。宣侠父答了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于是,他成了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员。同期同学日后或为国民党上将,或为解放军元帅,而他连一张毕业照都没留下。
离开黄埔后,宣侠父受李大钊派遣,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带着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宣传员。1925年冬随军西征兰州,与张一悟等创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这是甘肃境内第一个党的组织。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与同志被冯玉祥"礼送出境"。此后十年,他辗转于上海、香港、福建、广西之间:1934年化名杨永清,参与中央特科的工作;1935年赴港,以"宣古渔"之名,推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两广事变中再任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每每翻看军统送来的卷宗,总能看到这个名字。
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宣侠父以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的身份常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统战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口才与笔头俱佳,在国民党军中人脉极广,周恩来曾以"一张嘴抵几百门大炮"来形容他的本事。吉鸿昌一度受其影响,杨虎城旧部、东北军将领、西北各派军政人物,他几乎都能搭上话。蒋介石坐镇武汉,对这位西安统战的"麻烦人物"恨之入骨——一个被自己亲手开除的学生,如今竟在自己后院里挖墙脚。
1938年7月31日下午,宣侠父骑自行车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外出,一去未归。延安方面多方追查,周恩来亲自向蒋介石抗议。事后查明,军统按蒋介石密令布下圈套,先用图钉扎破车胎,趁他下车查看时将其麻袋罩头掳走,杀害后弃尸于下马陵附近一口枯井,填土灭迹。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十四年前,他走出黄埔岛时只带走了一句"精钢宁折不为钩"。十四年后,枯井黄土,连尸骨都没能让同志找到。蒋介石曾把黄埔学生视作家丁家将,予生予杀皆出于一念之间;偏偏这个被他最早开除的学生,用半生与之周旋,直到死后多年才让真相浮出地面。所谓死敌,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而是那个让你一辈子放不下、又一辈子奈何不了的人。
【主要信源】《宣侠父》词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物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