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主政上海5年，推动浦东开放开发，廉洁奉公，94岁病逝，离世后根据遗愿将20万积蓄全部捐献。
 
 
早些年，陈国栋在上海交通部无线电专科学校念书。
 
 
那时大革命刚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党组织传递情报。
 
 
1932年春天，陈国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在上海国际电台有份工作，每月能领一百四十块大洋。
 
 
可他每次拿到工资袋，就从中取出一百块大洋交给联络站，作为地下党小组的活动经费。
 
 
剩下四十块，日子过得紧巴巴。
 
 
到了晚年谈起这段往事，他语气很平静：那个地下党小组一共九个人，后来只剩下三个人还活着。
 
 
抗战打响后，陈国栋离开上海，加入新四军，在安徽、江苏一带搞根据地建设，淮海战役时当上华中支前副司令员。
 
 
上海刚解放，金融秩序混乱，投机倒把盛行。
 
 
他被留下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长，跟着陈云的指挥，找来马寅初、章乃器出谋划策，打了银元大战、粮食大战、棉纱大战三场漂亮仗。
 
 
毛主席后来赞许说，这三大战役的精彩程度不亚于淮海战役。
 
 
五十年代初，陈国栋调到北京，在财政部、粮食部来回轮转，还创立了粮票制度。
 
 
此后他也遭遇过波折，被迫离开岗位，被关押过，可都没被打垮。
 
 
1979年末，年近七十的陈国栋被派回上海。
 
 
那时候，上海每年财税收入的八成七以上要上交中央，市里能留下搞发展的钱不到一成三。
 
 
弄堂里晾满床单，一家几口挤在小屋子里。
 
 
街头传着一句俏皮话：“宁愿要浦西一张床，不想要浦东一间房。”黄浦江东岸，大片农田和芦苇荡一片沉寂。
 
 
陈国栋看着这座城市的模样，在会议桌上重重说了一句刺耳却真实的话：上海在沉沦中。
 
 
主政上海的五年里，陈国栋带着市长汪道涵和第二书记胡立教，被叫做“三驾马车”。
 
 
他们三位都是建国初就干到省部级的老人，加起来超过二百岁，却要在这道泥潭里把大上海的巨轮拖上岸。
 
 
陈国栋主持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第一次把浦东开发明明白白摆在了桌面上。
 
 
1984年春，建筑师金瓯卜找到陈国栋和汪道涵。
 
 
金瓯卜主持过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结构安全审查，他开门见山，详尽陈述了开发浦东的重要性。陈国栋当场表示赞同。
 
 
金瓯卜又报上一份更详尽的方案。这个论证过程足足花了十年出头，中间好几年陈国栋一直紧盯着。
 
 
直到1990年初，他给金瓯卜打了一个语气很兴奋的电话：邓小平同志已经作了立即开发浦东的决定，还说要早十年就好了。
 
 
2005年夏，九十四岁的陈国栋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病床上。那年六月七日凌晨三点五十八分，他安详离世。
 
 
亲属们捧出老人早就立好的遗嘱，当众摆上两摞钱，共二十万元。那是他和老伴沈一尘省吃俭用攒下的一辈子积蓄。
 
 
孙辈们又自筹三十万元添进去，凑齐五十万，以老人名义设立了慈善助学基金。
 
 
陈国栋曾说过，自己在上海七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活到九十四也算值了，留这些钱财没多大意思。
 
 
2006年，遵照他的遗愿，家属将他生前读过的一大批书籍和旧物送到了婺源老家的图书馆和博物展室里。
 
 
那些安静陈列的老物件，装着的是一位历经民国动荡、烽火战争和改革大潮的老人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