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65 岁的火箭专家杨南生娶了 29 岁的张严平，张严平的父母不同意，不料，当她父母知道杨南生的身份后，惊呆了。


一九八六年开春，西安的柳树刚冒芽，张严平领着杨南生回了家。杨南生那天穿了件藏青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可脸上的皱纹藏不住。


张母心里咯噔一下，转头看女儿，眼神里全是问句。张严平拽了拽衣角，说，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人。


要往前面说。两人的相识得推到一九八四年。那会儿张严平还是新华社的年轻记者，二十七八岁，跑时政口，有一股冲劲儿。


领导派她去陕西采访航天系统的专家，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又换了汽车，七拐八绕进了秦岭深处。


那地方有战士站岗，院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鸟叫。


她在会客室等了一会儿，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一个高个子老人，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工装，手里卷着一沓图纸，脚上是双沾了泥的布鞋。


那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杨南生。张严平后来跟人描述，说原以为会见到一个端着架子的大科学家，没想到这人一开口，先问她路上颠不颠，有没有晕车。


采访持续了三四天。白天在车间和办公室转，晚上张严平在招待所里整理笔记。杨南生给她讲固体火箭发动机，讲推进剂，也讲自己在英国读书时的趣事。


张严平发现，这个六十五岁的老人脑子里装着两本账，一本是密密麻麻的数据，一本是整本的莎士比亚。


有回夜里改稿，杨南生让人送来一本旧书，书里夹着张纸条，上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一个技术名词的解释，末尾抄了句诗。


张严平对着那张纸条，在灯下多坐了一个钟头。回北京之后，两人开始通信。


杨南生的信来得慢，但每封都写得很长，讲秦岭里的柿子红了，讲某次试验又失败了，工人们如何连夜排查。信纸上来来回回，两个人的心也就慢慢近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张严平觉得是时候了。她先跟父母透了口风，说处了个对象，年纪稍大一点。


杨南生头发花白，脸上纹路很深，虽说腰板笔直，但瞒不过眼睛，这人的岁数比亲家公还大。


张母把女儿拉到里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说，平啊，他都够当你爹了，你这是要气死我。


那几天，家里低气压。母亲不吃饭，父亲不说话。张严平知道，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僵持了大概半个多月，张父在机关单位上班，托了熟人去打听。这一打听，老人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好一会儿。


原来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老头，是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领域绕不开的人物。


早年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初费尽周折回国，此后几十年扎在深山里，参与了中国最早期的固体火箭研制。


那些年里，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几乎寻不到，但国防工业系统内，谁都知道他的分量。


更不用说他一直单身，个人生活简单到近乎简陋，把所有的精力都扔在了那间布满图纸的办公室里。


张父那天回到家，把打听到的情况在饭桌上说了，声音不高，说完就低头扒饭。


张母愣了半晌，筷子停在半空，末了叹了口气，说，那……那是个好人。


没有更多的话，但反对的声音从那天起就小了下去。后来张母收拾出一间向阳的房子，给两人当了新房。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很。杨南生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但习惯没变，每天早起，看书，写东西。张严平上班采访，回来就跟他讲外面的新鲜事。


两人最常说的不是甜言蜜语，而是今天吃炸酱面还是西红柿鸡蛋面，或者我那本《浮士德》你又塞哪儿了。


二〇一九年，杨南生在北京去世，差几个月满一百岁。张严平整理遗物，翻出那沓几十年前的书信，纸张已经泛黄。


其中有一封信里，杨南生用钢笔写着：我这一生，大半在深山里度过，本以为要独自走到头，没想到还能遇见你。


张严平后来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她第一次走进秦岭深处那个研究所时，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杨南生就站在树下等她。


很多年后她还记得那天的阳光，和老人回头时，眼里温和的光。


信源：张严平原著《君生我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