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永喜十三岁那年，深夜有人砸门。警察把他全家塞进闷罐火车，拉到沙漠中央的代奥利集中营。那里白天四五十度，棚屋蒸笼一样，晚上降到零度以下。几百号人挤在一起，吃发霉的米饭。他们不是战俘，是平民。理由是什么？警察翻出一张旧单据——万永喜的母亲早年从加尔各答的中国银行贷过款。这就够了，这就算“与中国政府有关联”。

三千多人被关进去，其中两百多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有些孩子干脆就生在集中营里。一个叫Joy Ma的华人女性，在代奥利度过了生命最初的四年半。后来她写了本书，书名就叫《代奥利的人》。

印度政府后来觉得光靠行政命令不保险，专门立了一部《敌国财产法》。1968年通过，2017年又修了一次。修法之后，连继承人都不让继承了——就算你入了印度籍，就算你儿子孙子都是印度公民，祖宗留下的财产照样跟你没关系。这不是战争措施，这是一套永久性的、代际传递的法律剥夺机制。

被关在里面的人没等死。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领头的人叫郑云满，后来去了美国。有人问他你揭这个伤疤干嘛？他说，不是为了揭伤疤，是为了不让同样的事再来一遍。

1968年集中营关了，放出来的人回到加尔各答。一个姓刘的华人回忆，全家人一分钱没有，睡在公交车站候车厅。没工作？公务员、医生、老师、银行职员，所有体面工作一律不让华人干。自己考下来的执照，政府不认。没土地？只能租，最长二十年，租期到了续不续全看政府心情。

那能干什么？鞣皮子。广东客家人传下来的手艺，又臭又脏，没人愿意碰。他们做的皮靴出口欧洲，据说麦克阿瑟穿的军用皮靴，皮料都来自这里。八十年代，塔坝区开了263家华人皮革厂。

然后政府又出手了。1996年，以环保为名，要求所有工厂搬到郊外。每家补贴两万来块人民币。可一家中型工厂搬迁，光装机器就要三十多万。补贴连换一台机器都不够。政府承诺的水电路排污，拖了十一年才勉强完工。搬过去之后生产成本涨了五倍。263家厂，247家倒闭。

工厂倒了，年轻人全跑了。有的去加拿大，有的去澳洲。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在加拿大又扎堆住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印度华人社区”——离开印度，却把印度的华人身份带了过去。

留在塔坝的人越来越少。1925年华人捐建的培梅中学，一千多个学生，到2015年关了。1967年创刊的《印度商报》，每天用手刻蜡纸、手工油墨印，坚持了五十一年，也停了。现在塔坝登记的华人不到两千，百分之九十二超过六十五岁。

但你去塔坝走一走，会看到一座奇怪的庙——“中国迦梨庙”。印度教的女神，管生育的，华人女性去那里求子，供的祭品却是中国的面条和饺子。全世界任何一条唐人街都找不到这种东西。这不是故意创造的，是活不下去又走不掉的人，从日子里硬挤出来的。

那些人正在一个一个地死。这条街再过十年，大概率什么都不剩。但“中国迦梨庙”里那碗面条，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