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接连生下四个女儿，第五胎怀胎时她全身浮肿，丈夫见了随口嘲讽：“又是个赔钱货！” 可等孩子落地竟是儿子，丈夫得知，扔下牌哈哈大笑说：“我回去大摆宴席，大家都来啊！”

（主要信源：原文登载于中国新闻网：《传奇“董小姐”13岁被卖青楼 胸怀大志成女企业家》，2014年3月30日）

1926年正月初五的成都，冬夜的寒气裹着鞭炮碎屑在街巷里打转。

四圣祠教会医院的走廊上，一个男人匆匆推开门，身上的旱烟味混着酒气扑面而来。

他不是来看望刚生产完的妻子，而是来确认一件事——那个在产房里挣扎了三天三夜的女人，到底有没有给他生个儿子。

病床上的董竹君刚从麻药里醒过来，嘴唇白得像纸。

她看着男人咧嘴笑的样子，想起前一天晚上自己扶着墙叫轿子去医院的场景。

那天是正月初四，夏家公馆里摆着宴席，丈夫夏之时在牌桌上摸牌摸得正欢，没人注意到她疼得直不起腰。

丫鬟梅香被她打发去叫轿子，门房老陈头听见动静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打盹。

整个夏家，没人觉得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需要准备什么——毕竟在他们眼里，董竹君只会生赔钱货。

这个念头像根针，扎在她心上最软的地方。

她闭上眼，想起十二岁那年父亲病倒，母亲哭着把她领到青楼门口的样子。

那时候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门口回头看母亲，母亲蹲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

她没哭，进了青楼就学会了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后来她靠自己逃出火坑，嫁给夏之时，去日本留学，以为日子终于翻了篇。

可如今，那个曾经教她认字、带她看世界的革命青年，早就变成了抽鸦片、骂老婆的封建军阀。

夏之时拿到儿子后，整个公馆像过年一样热闹。

他大摆满月酒，请了半个成都城的人来喝喜酒，抱着儿子逢人就说“这是我夏之时的种”。

而董竹君躺在医院里，身边只有个雇来的老妈子。

她问老妈子：“老爷来过吗？”老妈子低头不语。

不用回答，她心里清楚——从怀孕到坐月子，夏家没人为这个孩子准备过一件衣裳、一块尿布。

不是忘了，是压根不信她能生出儿子。

这种轻视像慢性毒药，一点点侵蚀着这段婚姻。

夏之时失势后，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她身上。

四个女儿接连出生，他从不让她们上学，说“女孩读再多书也是别人家的”。

大女儿国琼出痧疹，董竹君守了四十个昼夜，孩子捡回一条命，他却嫌她耽误了管家。

最让她寒心的是怀第五胎时，夏之时喝醉了揪着她的头发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那天晚上，她摸着自己肿得穿不进鞋的脚，突然明白——这个家，不能再待了。

但她没立刻走。

她还有四个女儿，不能把她们留在夏家当牺牲品。

至于儿子，夏家的命根子，她带不走，也不想带。

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已经够难，再加个儿子，谁都活不了。

这不是放弃，是策略。

她要先在上海杀出一条血路，再回来接儿子。

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到了上海。

头几年她什么都干过——办纱厂赔过钱，开小饭馆被人骗过，最难的时候兜里连一块大洋都掏不出来。

夏之时写信嘲讽她：“你要是能把她们几个养大，我手心给你煎鱼。”

她把信揉成一团扔进炉子，继续想办法。

1935年，她在法租界开了家川菜馆，取名“锦江”。

开张那天门庭若市，鲁迅来听演讲，杜月笙来吃饭，连卓别林吃了都夸好。

她把赚的钱全用来供女儿读书：大女儿成了音乐学院教授，二女儿去美国留学，三女儿搞电影，四女儿念名牌大学。

四个“赔钱货”，个个出息。

而那个被夏之时捧在手心的儿子，董竹君从未停止牵挂。

她托人带钱带东西，可儿子跟着父亲长大，父子俩后来怎么样，史书上连多一笔都懒得记。

夏之时至死都不明白，他最看不起的四个女儿，恰恰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损失。

而那个被他骂过赔钱货的女人，用四十年时间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国宾馆，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把名字刻进了一部百年中国史。

1997年12月6日，九十七岁的董竹君在北京去世。

床头放着她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最后一页写着：“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被冷落而怀疑信念，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1926年正月初五的那个冬夜，她捂着肚子坐在轿子里，不知道前面的路是生是死。

但她知道一件事——身后那个地方，她再也不会回去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越在乎什么，什么就越不值钱；你越想摆脱什么，什么反而成了你最坚硬的铠甲。

董竹君用一生证明，一个女人的尊严，从来不是靠别人的施舍，而是靠自己的双手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