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古代几乎可视为“四战之地”。北面长城有多处关口（如古北口、喜峰口、居庸关等），西面太行山有“八陉”可通山西，东面大沽口则是海防要冲。在通讯与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实际防守难度很大。其优势在于交通 便利，当北、东、西三面同时或相继出现威胁时，南面始终是支援或退却的活路。
以明英宗时期的“土木之变”为例，也先南下时，明军依托北面关隘进行阻滞（尤其是居庸关），迫使也先孤军深入，终屯兵于北京坚城之下。由于南面、西面的援军陆续赶来，也先无法立足只得败退。明末清军多次破北边关口入塞，但始终忌惮南面明军的增援，加之无法在关内建立稳固根据地未能攻占北京。直到松锦之战后明军长城防线崩塌，加上李自成从西面破关而入（走居庸关），南面又有一支起义军直插保定，切断京师与南方的联系，才酿成甲申之变。实际上崇祯皇帝完全有时间从东面登船，或经山东撤往南京但他选择了死守。再看解放战争时期的平津战役，东北野 战军百万之众，也是先拿下东面的天津和西面的张家口，切断了傅作义集团从海上和西撤绥远的退路，才迫使其放弃南逃或西窜的念头。
纵观北京作为都城级别的攻防战，真正只有“土木之变”后于谦指挥的北京保卫战。他采取“堵三放一”之策（堵住北面多个关口，故意留出一路诱敌深入），同时坚壁清野，让疲惫的敌军骑兵孤军屯于坚城之下，后勤不继、援兵断绝，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