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拨回到1945年,美国纽约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一本英文菜谱,名字叫《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作者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
这本书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为了向美国读者讲清楚中国厨房里那个最常见的“炒”字,赵家人翻遍了英语词汇也没找到合适的对应,最后干脆自己造了一个词,叫“stir-fry”。
一个烹饪动作,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在英语里拥有自己的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欧美人的灶台上,长期以来确实没有“炒”这个动作。
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有位美国教授尝遍了中国各式各样的炒菜之后,半开玩笑地感慨,看中国人在灶前颠勺翻锅,再回头看看自己国家的吃法,简直像是活在原始时代。
这句话这些年在国内外网络上被转来转去,也勾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为啥欧美人都不炒菜,偏偏只有中国把炒菜做成了家家户户每天离不开的事?
这事儿还真得从老祖宗的锅碗瓢盆聊起。
千年油锅里炒出的家常烟火
翻开北魏贾思勰写的农书《齐民要术》,能找到一道“炒鸡子”,做法是把鸡蛋打进铜铛里搅匀,撒上切细的葱白,加盐和豆豉,再用麻油炒熟,书里还特意夸了一句“甚香美”。
这是今天常被学者引用的较早的炒菜文字记录,算下来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了。
不过从这道炒鸡蛋也看得出,炒菜想走进寻常百姓家,光会这门手艺可不够,得同时有足够的火、趁手的锅和吃得起的油,三样缺一样都不行。
火,人类很早就会用了。
锅也不算难事,饮食史作者李开周在2023年6月7日《北京青年报》刊发的文章里提到,早在战国时期,既能煮菜又能炒菜的铁锅就已经出现。
所以网上常说的“宋朝发明了铁锅,炒菜才跟着流行”,其实经不起推敲。
那卡在哪儿呢?
卡在油上。
宋代以前,中国人做菜主要靠蒸和煮,其次是烤,炒菜相当少见,原因很实在,油太金贵,普通人家舍不得拿来煎炒。
光明网《文摘报》2023年6月14日第5版转载的文章,以及《汴梁晚报》2023年7月17日刊发的李开周专栏,都把宋朝炒菜流行的关键落在了植物油变便宜这件事上。
到了宋代,植物油的品种比前朝多了,榨油工艺也更先进,官府和民间开办的榨油作坊越来越多,产量上去了,供应跟得上,油价自然就降了下来。
油一便宜,煎炒的成本跟着下降,以煎炒为特色的中华料理在宋代基本定型。
等到明代宋应星编写《天工开物》,书里还专门画出了芝麻、菜籽等油料先炒后蒸再压榨的工序,可见中国人在“油”这件事上的功夫,一代一代从没断过。
有一点值得补充,中国人的祖先其实也爱烤肉。
香港大学学者Olivia Milburn在2025年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第35卷上发表论文,专门梳理了中国早期吃烤串的大量证据,汉代画像石上的烤肉场景、出土的烤签和烤炉都能对得上。
这么一看,中国厨房并不是没经历过烤的阶段,而是在烤、蒸、煮之外,又多往前迈了一大步。
牧场餐桌上烤出的西式胃口
锅和油的问题解决了,还得看锅里放的是什么。
日本民族学家石毛直道在1993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过一篇论文,里面有个观察挺关键。
他指出,东亚和东南亚的传统农耕文化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少畜牧这种谋生方式,长城以南汉族文化最繁荣的地区,正好属于非畜牧地带。
而中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农耕地区,普遍是农业和畜牧绑在一起过日子,乳汁和乳制品在他们的日常饮食里,甚至比肉还要重要。
两种过法,摆上桌的东西差别就大了。
中国人吃米吃面,下饭的以蔬菜为主,肉往往不舍得整块地吃,而是切成丝、片、丁,跟青菜一块儿下锅。
食材切得细碎,热油大火翻上几下就能出锅,既省柴火,又能让一小把肉、一勺油把整盘菜的味道带起来,这正是农耕人家精打细算的智慧。
欧美人的餐桌,则以面包、奶酪和大块肉为主,牛排、羊腿、整鸡这类食材,本身就适合整块地烤、煎、炖。
他们讲究食材的原味,牛排分三分熟、五分熟,图的是肉嫩多汁,这跟中式炒菜追求火候到位、调味入味,完全是两套思路。
有人可能要问了,西餐里不也有拿锅翻动食材的做法吗?
还真有,法餐里有个技法叫“sauté”,来自法语里的“sauter”,原意是“跳”,指的是平底锅里放少许油,让食材在锅中快速翻动受热。
可两者摆在一起比一比,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
sauté用的多是平底锅,一次通常只处理一两样食材,很多时候只是整道菜里的一个前期步骤。
中式炒菜用的是圆底铁锅,火力集中,食材能在锅里大幅翻飞,爆香葱姜蒜、下主料、调味、勾芡,一整套动作在一口锅里一气呵成。
杨步伟一家当年没有直接借用“sauté”这个现成的词,而是另造了“stir-fry”,道理就在这里,西方原有的词,确实装不下中国炒菜的这身功夫。
还有一点很现实,欧美家庭的厨房大多是开放式的,跟客厅、餐厅连成一片,烤箱和炖锅是标配,排油烟的设备却比较简单。
中式爆炒讲究大火热油,油烟一冒起来,开放式厨房根本招架不住。
再加上欧美人做饭图省事,肉和蔬菜往烤箱里一放,定好温度和时间就能去干别的,炒菜却得有人守在灶前,从下锅到出锅一刻也离不开。
异国灶台上学来的中国手艺
不过话又说回来,欧美人长期不炒菜,并不等于学不会。
英国美食作家扶霞·邓洛普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她在1994年来到成都求学,后来进入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系统学习川菜,成了在那里学厨的少有的西方学员。
她把在中国学厨、下馆子的见闻写成了《鱼翅与花椒》,英文原版2008年问世,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8年推出,在国内读者中口碑相当不错。
在她的笔下,炒、爆、煸、炝这些中国灶台上的动词,被一个一个掰开了讲给西方读者听,不少欧美人正是从这些文字里,第一次弄明白一盘家常炒菜背后有多少门道。
再往远处看,炒法早就跟着中国人的脚步走出了国门。
越南的炒米粉、泰国的菠萝炒饭里都能找到中国烹饪的影子,欧美各地中餐馆的菜单上,炒面、炒饭也早就是熟面孔。
从“stir-fry”这个词在1945年诞生算起,八十多年过去,如今在欧美超市里,圆底炒锅已经能买得到,英文菜谱里的“stir-fry”一栏也越来越常见。
回头捋一遍这条线索,事情其实很清楚。
北魏《齐民要术》里那道麻油炒鸡蛋开了个头,宋代植物油价格下来以后炒菜遍地开花,到了1945年,“stir-fry”这个词才在美国出现。
中国人用了一千多年把炒菜炒成家常,西方用了几十年才给它起好名字,那位美国教授“活在原始时代”的感慨,说的正是东西方灶台之间这段实实在在的距离。
参考文献:
1. 李开周,《宋朝为什么流行炒菜》,光明网《文摘报》,2023年6月14日第5版。
2. 李开周,《宋朝为什么流行炒菜(下)》,《汴梁晚报》,2023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