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蒙冤身陷秦城监狱多年。当局提出释放条件，要求他认下莫须有的罪名、遣返回乡，他断然拒签，甘愿继续留守狱中。

（主要信源：原文登载于光明网——陆定一艰辛寻女儿）

1978年，秦城监狱的6号监舍里，洒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身上。

他叫陆定一，72岁，曾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此刻却已在单人牢房里熬了13年。

当管理人员递来通知，说可以撤销审查，让他回江苏无锡原籍养老，每月发生活费，这本是无数被关押者梦寐以求的自由，他却沉默半晌，平静地说：“我不回原籍。”

周围人都觉得他傻。

年过七旬，身体被牢狱摧残得眼底出血、腹部生硬块，能活着出去已是万幸，何必为一个“说法”较劲？可这份固执，早刻进了他的骨血。

1906年，陆定一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16岁考入上海交大附中，20岁进上海交大电机科，本是妥妥的学霸，按常理会成为工程师，过安稳日子。

但1925年五卅运动的枪声击碎了他的象牙塔梦。

他亲眼看见列强刺刀下的同胞，攥着笔冲进游行队伍，写下一篇篇檄文，同年加入共青团，冬天转为共产党员。

他说：“国家都要亡了，个人的安稳算什么？”入党后，他的宣传天赋很快显露。

1926年毕业后，他调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辑《中国青年》，这份杂志像暗夜里的油灯，照亮了无数青年的迷茫。

1927年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他跟着任弼时起草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在八七会议上直言支持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主张。

会后，他潜伏在上海、南京的胡同搞地下工作，一次去南京送情报，被特务盯上，他沉着地把情报塞进鞋底，操着南京话谎称是进货商人，骗过了盘查。

1928年底，他赴苏联任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两年后回国，却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撤销所有职务。

身边人劝他妥协，他说：“我入党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革命。”

撤职的三年里，他扎进基层写文章，攒下宝贵经验。

1934年长征开始，他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编《红星报》。

没有办公桌，就用石头当桌；纸张冻硬，就揣进怀里用体温融化；油墨结冰，就放在火边烤化。

翻雪山时，他和战士们一起扛着设备前行，《红星报》从未断刊，成了战士们的精神食粮。

他还写下《老山界》，用平实的文字记录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艰难，这篇文章后来入选语文课本，至今仍在传递着革命精神。

长征途中，他为红军借道彝族区立下大功。

1935年5月，红军要北渡大渡河，必须经过大凉山彝族区。

因反动政府压迫，彝族群众对汉人充满敌意。

他撰写了朱德总司令名义的布告，用六言韵文写成，朗朗上口，揭露军阀罪行，宣告红军尊重彝族风俗、各民族平等。

正是这份布告，让彝族群众放下戒备，同意借道，为红军赢得了宝贵时间。

抗战时期，他主持《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日军“扫荡”中坚持出版。

饿了吃野菜，渴了喝溪水，被围困在山洞里也不停刊。

他说：“最怕不能及时传递抗日消息，不能鼓舞群众斗志。”

1940年回延安后，他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写下《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至今仍是中共新闻理论的基石。

建国后，他历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却始终保持朴素作风。

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衣服补丁摞补丁，饮食粗茶淡饭。

他说：“老百姓还在受苦，我们不能忘了本。”

1966年，“文革”爆发，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秦城监狱。

13年里，他遭受刑讯逼供，被强加“叛徒”“特务”等罪名，甚至被迫写下假供词。

但他始终拒绝认罪，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等一个公正的说法。”

在监狱里，他强迫自己大笑、唱歌，竟让腹部的硬块消失，眼底出血好转。

这份乐观支撑着他熬过漫漫长夜。

他的冤屈源于妻子严慰冰的精神疾病。

严慰冰发病时写过匿名信指责叶群一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陆定一作为丈夫被诬陷为“同谋”，尽管他毫不知情。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倒台，他的案子却仍未了结，还被冠以“内奸嫌疑”。

专案组断章取义，用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吹牛空话将他定罪，让他蒙冤多年。

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他接到回原籍的通知，却选择留下。

他说：“我今年72岁了，不能带着污名回家乡，”这份坚守最终换来公道。

1979年6月，他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9月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任中宣部顾问。

平反后，他四处寻找长征中托付给老乡的两个孩子，1980年找到儿子，1987年寻回女儿。

见到失散多年的儿女，他只淡淡说：“只要孩子们好好活着，我就满足了。”

问他一生是否有遗憾，他说：“没有遗憾，我为党和人民尽了最大努力。”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逝世，享年90岁。

他临终嘱咐：“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