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去世之后，有人建议他35岁的妻子再嫁，张越霞反问：那孩子由谁来照顾？
1951年春天，中南海少有的杏花还未来得及开放，一场气氛微妙的谈话正在进行。工作人员轻声劝道：“组织考虑到您的处境，若有合适人选，您不妨再议。”张越霞抬头，声音极轻却透着决绝：“孩子们怎么办？博古把生命都留在了路上，我得替他把六个娃带大。”说罢，她把目光收回，落在手中的毛线针上。
很多人不知道，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早在1928年就被派到上海做秘密交通员。白天是绸布行里谨慎寡言的账房先生，夜里摇身一变，趴在煤油灯下刻蜡纸、印传单。一次突袭，她和同伴被捕，审讯室里的吊打、灌辣椒水没撼动她的口供，却夺走了她刚满周岁的女儿。牢门开启，她的第一件事是回到上海弄堂那间逼仄阁楼，擦干眼泪，重新拿起刻刀。那时她已明白，个人悲欢太小，时代潮流太大。

1937年秋，她随调南京，进入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博古自莫斯科回国不久，常在院子里踱步思索，很少开口。有一晚灯泡忽暗，蜡烛光里两人凑在地图前校对文件，第一次长谈。博古问：“怕不怕再被捕？”她耸耸肩：“怕，但更怕输。”简短一句，让他记住了眼前这位湘妹子的坚定。两年后，两人在延安的土窑洞补办婚礼，没有戒指，只有几块粗粮票和一张党旗作见证。
婚后日子俭朴到极致。夜里，博古批阅文件，她在旁边织补孩子们的衣裳。外人难以想象，这对曾经在国际会议上对答如流的革命伉俪，更多时候竟为着一双小鞋的布料推敲半天。可天下风云瞬息。1945年底，博古应召赴重庆，参与政协会议与宪法草案起草。次年4月8日，他搭乘苏制C-47飞机返延安，临近黑茶山时失事，机上17人无一生还。

噩耗传来，张越霞的脑中却先闪过六张小脸。那年她35岁，最小的孩子还在襁褓，最大的不过九岁。延安的小院里，她强忍悲痛，请求组织把散在陕北、湖北和上海的孩子们尽快接到北平。为了供应全家口粮，她跟后勤处一遍遍商量，拿到的粮票一部分换成白薯干，另一部分换成蜂窝煤，精确到最后半斤。
家里规矩极严。每天清晨，六个孩子要围桌背诵《资本论》的段落，没人敢偷懒。夜里复习功课，写完才能吹灯。邻居曾见过这样一幕：冬夜里，老式煤油灯火舌摇晃，孩子们哑着嗓子背书，她则在一旁缝补旧棉袄。小儿子实在困得打盹，她轻轻敲桌子提醒：“革命的火不能熄，咱家更不能熄。”话不重，却能让几个孩子瞬间坐直。

组织关心她的终身大事，多次上门，她都婉拒。有人不解，劝她想想自己。她却回答：“我可以苦一点，娃们的姓不能变。”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1950年代初，国家对烈属有粮油补助，她却只领最基本份额，理由是“公家的东西要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孩子们长大后才明白，母亲常把省下的布票塞给了邻里更拮据的寡嫂。

中苏关系紧张的1960年代，出版社想再版博古的译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辑登门征求意见，她只提一个要求：版税直接划给国家奖学金项目，“别写我名字，孩子们靠自己吃饭”，连招牌的绿茶都没泡一杯。将近二十年里，她在胡同深处的旧屋里守着一只小木箱，里面是博古写给她的几封家书，还有孩子们幼时的缝补碎衣角。
1979年3月，她因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那天晚饭后，她还嘱咐小孙子别把米粒掉在桌上。六个孩子此刻已各有岗位：有人在科研所，有人下乡支农，各自平静而坚定。母亲没留下遗嘱，只留下一个昔日常说的要求：“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那座山里的十七位同行者。”话语朴素，却让子女们明白，家庭两代人的生命从未离开过那条更宽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