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周总理患了阿米巴肝脓疡，这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病，邓颖超带着人去雪山上去背冰块，才勉强控制炎症的发展。

1935年夏末，红军队伍正准备踏入松潘草地，一场重病却突然击倒了周恩来，连续多日的高烧将他折磨得神志模糊，体温一度逼近四十度，人只能躺在担架上，连睁眼的力气都所剩无几。

起初，随行的医生按草地最常见的疟疾来治，用了当时宝贵的奎宁，但病情毫无起色，高烧反而愈演愈烈，有经验的医生触诊时发现，他右侧肋骨下的肝区肿起老高，这显然不是疟疾的症状。

情况危急，几位军医紧急会诊，其中，李治大夫没有停留在表面判断，他设法找到显微镜，仔细检查了周恩来的粪便样本，最终在里面找到了致病的阿米巴滋养体，真相大白：这不是疟疾，而是凶险得多的阿米巴肝脓疡。

这种病在今天不难处理，但在长征路上，却几乎是绝症，据《周恩来传》记载，当时医疗条件极端匮乏，没有手术室，没有消毒器械，甚至连干净的敷料都紧缺。

医学资料显示，在这种环境下，该病的死亡率极高，医生们面临着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

没有手术条件，就只能用最原始、最艰难的方法来争取一线生机，医生们定下了两个方案：一是药物治疗，动用极为稀缺的、专门针对阿米巴原虫的药物“易米丁”；二是物理控炎，用持续的局部低温来抑制肝脏脓肿的扩散。

第二个方案，需要大量的冰。

于是，战士们在天亮前出发，往返跋涉一百多里路，到远处的雪山上去背冰，草地行军本已耗尽体力，但为了抢救首长，战士们咬着牙，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冰块运回驻地，这些来自雪山的冰块，成了当时最珍贵的“救命药”。

邓颖超当时身体也不好，但得知消息后，她立刻赶到周恩来身边，承担起了最繁重的护理工作，她用布将冰块小心包好，敷在周恩来的肝区，冰化了就立刻更换，长时间接触冰块，她的双手被冻得通红麻木。

夜里，她就在病床边铺些稻草和衣而卧，随时准备起来照料，当冰块接济不上时，她就把毛巾在冷水中浸湿，一遍遍为他冷敷，用最笨拙也最执着的方法，对抗着那看不见的炎症。

治疗到了第五天，出现了转机，也迎来了最危险的时刻，周恩来突然感到腹部剧痛，随后排出了大量腥臭的绿色脓液。

这是肝脓肿破裂，脓液流入了肠道，紧接着，他的体温骤降至危险的三十五度，医生判断，这既是排毒的契机，也是生死一线——若体温不能再升，人就没了。

医生嘱咐，必须让肠道休息，同时要每小时监测一次体温，严密观察，邓颖超就拿着一块怀表，守在旁边，一小时量一次，工整地记录在纸条上。

整整三天三夜，她几乎没有合眼，眼睛熬得布满血丝，全部注意力都系在那细细的水银柱上，生怕一眨眼，那点微弱的生命之火就熄灭了。

万幸，一天之后，体温开始缓缓回升，在药物和冰敷的共同作用下，加上脓液得以排出，周恩来肿胀的肝脏逐渐缩小，终于从鬼门关前挣脱出来。

这场病，照见了两种最坚实的“支柱”，一个是绝境中的专业精神，在当时，疟疾是“合理猜测”，但李治等医生没有停留于此，他们用显微镜找到了确凿证据，纠正了误诊。

当手术无法进行时，他们结合有限的药品和当地能找到的物理条件（雪山冰），创造性地拼出了一套“组合疗法”，硬是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凿出了一条生路。

这种专业，不仅仅是懂得医术，更是在没有条件时，懂得如何寻找和创造条件。

另一个支柱，是具体而非空谈的守护，邓颖超的守护，没有一句空话，它是化在怀里捂热的温水，是冻得通红却不曾停下的双手，是密密麻麻记了三天的体温记录，是铺在病床边的稻草。

她知道周恩来心系工作，所以在他稍有好转、询问部队情况时，她没有劝阻他休养，而是尽力协助，将文件拿到担架旁。

他们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夫妻恩爱，升华为一种更深沉的、志同道合的战友之谊，你是我的爱人，也是我革命的同志；你倒下了，我不仅照顾你，也连同你的责任一起扛住。

正是这种基于共同信仰的支撑，让他们的感情能经得起生死与艰难岁月的淬炼。

周恩来的这场病，也牵动着整个队伍的心，为他背冰的战士，主动节省下口粮和热水的同志，以及那些轮流抬着担架、小心翼翼穿越沼泽的指战员，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革命队伍中那种朴素的、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个人的生命，与集体的命运紧紧相连。

所以，看一个故事，不能只看表面的艰难，更要看到，人在绝境中能焕发出多大的智慧与韧性，真正的本事，往往不是在顺境中展现，而是在要啥没啥的时候，你还能拿出办法。

而最牢靠的感情，也不是天天把“爱”挂在嘴边，而是在你最难的时候，有人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手，用最实在的行动，陪你扛过那道最凶险的关。

你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这种过命的交情和绝境求生的智慧，还一样珍贵吗？

信息来源：人民网：长征路上对周恩来疾病的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