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浮则水浊，性定而金凝——厚利当从沉心求》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春华而秋实，寒往则暑来，万物理应，循道乃昌。观夫世之逐利者，鲜有不苦于欲速而心躁者也。然《孙子》云：“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岂独兵法云哉？治生御财，其理一也。今试以数子之事，为诸君道其详。

昔者商纣沉湎酩酊，竟失日时之纪，昏聩至斯，终丧其国，岂非心乱之祸乎？又有宋人悯苗不长，晨兴夜寐，拔而助之，其志可悯，其情可叹。然使尽气力，芒芒然而归，谓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往视之，苗则槁矣。此非欲益反损之明证欤？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二者皆躁进之害，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又闻宋人守株，偶得毙兔，遂释耒而待，冀复得之。兔终不可复，而身为天下笑。夫以偶然之遇，谋不世之功，其心躁而念浮，器小易盈，去厚利也远矣。

故知，欲求厚利，先修沉心。心浮则念乱，性急则福浅。行事过急，器量必狭。临躁失度，财福难凝。守心少躁动，沉稳聚千金。

《孙子兵法》又曰：“忿速，可侮也。”盖言性情暴躁者，易为外物所激，轻举妄动，堕人术中而不自知。又云：“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此非戒贪、戒忿、戒急之谓乎？贪则多失，忿则多难，急则多蹶，此之谓也。临利而心动，闻风而影从，是犹驱车于险坂，纵辔于通衢，未有不颠覆者也。

太史公记陶朱公事，尤可为贪躁之鉴。范蠡功成身退，浮海入齐，父子力耕，所居必致千金，徙而之陶，复累巨万。然次子杀人，囚于楚。朱公欲遣幼子往救，其长子以死请行，朱公不得已而从之。长子至楚，吝于舍金，竟致弟死。举家号泣，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其必杀弟也。彼非不爱其弟，特有所不能忍耳。此与吾少与俱，见吾为生之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岂知财所从来哉？故轻弃之，非所惜。前日吾所以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嘻！以陶朱之明，能审天下之势，而不能化长子之吝，岂非心性之成，非岁月不可乎？长者积微，虽成器量，终少一分洒脱；幼者长于富厚，反能挥金如土。观此，则“守心少躁动，沉稳聚千金”之言，岂虚发哉？

与之相反，商祖白圭，其治生之术，深合沉心之要。《史记·货殖列传》载其为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不贪一时之暴利，而图长久之厚益。年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而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其能成功，非独天时，抑亦人谋也。盖其心素定，其虑甚远，故能于众人嚣嚣之际，独守其静，以待其变。是故，心不沉者，无以观时变；性不定者，无以驭奇正。此白圭之所以为治生祖也。

夫姜太公垂纶渭水，年八十而渔，钩直无饵，离水三尺，非以求鱼，乃以求道也。其心之静，其志之坚，虽处穷厄而气不馁，终遇文王，展六韬之略，开八百年周祚。昔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太公之磨砺，岂止十载乎？彼若心浮气躁，急于自售，则不过为一钓叟而已，安能与天地并功哉？诚哉斯言，太白少时，不喜章句，偶见老妪磨杵溪边，欲以铁杵为针，卒感其诚，遂折节读书，终成一代诗仙。是知天下事无巨细，惟恒与静为之本。

《淮南子·说林训》有言：“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此语虽浅，其理至深。当世之人，望见他人金玉满堂，未尝不慕之羡之，然罕有归而自织其网者。终日熙熙，逐波流而上下，心为物役，神为财困，何其愚也！《老子》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又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诚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守心若素，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则天机自开，福禄自至。犹彼渊中之鱼，水清则影现，心定则财凝。故曰：寡躁动，则气沉；气沉则神凝；神凝则业聚。所谓“沉稳聚千金”者，非金自归之也，乃德能配之，识能取之，心性能载之也。

嗟乎，金玉非宝，静心为宝；厚利非贵，安身为贵。前人已去，余风犹存。我辈生于斯世，处滚滚红尘之中，苟能收视反听，内观自省，去浮躁之气，养沉毅之风，则何业不立？何利不兴？倘能静以养德，沉以求利，则千金之财，实指掌间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