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廖永和，西路军副营长，我要归队！”1949年青海解放，他衣衫褴褛冲向哨兵的这一刻，他等了整整14年。

信源：澎湃新闻《【党史故事】流落西海草原风雪漂泊找党——原三十军副营长廖永和》
 
1949年的西宁，刚解放不久，军管会的大门前，哨兵身姿挺拔，气氛庄严肃穆。
 
忽然，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闯了过来，瞬间拽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是个中年男人，浑身衣衫褴褛，一件羊皮袍磨得发亮，薄得能透光，上面沾满了尘土和油污，看着就像从泥堆里爬出来的。
 
他冲到大门前，两只手死死扒住门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
 
眼睛瞪得通红，死死盯着哨兵军帽上那颗鲜红的五角星，浑身止不住地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是压抑了十二年的情绪终于要绷不住了。
 
站岗的哨兵凑过去，压根听不懂他嘴里含糊不清的话，只看见他一边指着五角星，一边使劲张嘴，从喉咙里挤出几句生硬又沙哑的汉语，每一个字都像是拼尽全力喊出来的：“大别山……红军……我是西路军副营长廖永和，我要归队！”
 
没人能想到，这句简单的“我要归队”，这位铁血战士，在青海的荒漠戈壁里，整整熬了十二年，藏了十二年，忍了十二年。
 
长征路上，他立过硬功，最出名的就是包座战役。
 
当时，胡宗南的骑兵部队来势汹汹，死死堵住了红军主力的去路，廖永和带着二营的弟兄们，死守阵地，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刀刃卷了就用石头砸，硬生生在敌军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拼尽全力掩护主力部队顺利通过，为长征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好运没能一直眷顾他。1936年秋天，西路军将士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走廊。
 
那里荒无人烟，风沙漫天，条件恶劣到了极点，更可怕的是，他们遭遇了马步芳的精锐骑兵，一场场惨烈的战斗接连打响。
 
廖永和带领的二营是主力，弟兄们个个都是好样的，浴血奋战，死守不退，哪怕弹尽粮绝，也没有一个人投降。
 
可敌我兵力差距太大，经过无数次殊死拼杀，原本满编的二营，到最后只剩下27个人，廖永和自己也身负重伤。
 
1937年3月，祁连山战役结束后，西路军主力被打散，廖永和的腿伤越来越重，伤口化脓发炎，根本跟不上大部队转移。
 
无奈之下，他只能和身边的通讯员小何，躲进祁连山的深山洞穴里，没有粮食，就挖野果、喝山泉，日子过得猪狗不如，就怕被敌军发现，丢了性命，更丢了红军战士的身份。
 
为了活下去，为了有一天能重新归队，廖永和不得不藏起自己的过往，彻底“消失”。
 
他再也不敢说一句汉语，白天就躲在山里，晚上趁着天黑，偷偷学习蒙语，模仿当地蒙古牧民的口音和习惯，一点点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普通牧民，把“西路军副营长”这个身份，死死压在心底，连做梦都不敢轻易想起。
 
1942年，廖永和终于抓住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那天，管家外出，家里没人看管，他趁着夜色，偷偷逃出了地主家，孤身一人闯进了茫茫戈壁。戈壁滩上黄沙漫天，没有路，没有水源，他凭着一股韧劲，一路摸索，最终在德令哈落了脚。
 
他挖了一间简陋的土窑洞，勉强遮风挡雨，靠着小时候学的修补皮靴的手艺，给当地牧民修补皮具，换几口粮食，勉强维持生计。这几年，他依旧不敢暴露身份，依旧说着生硬的蒙语，默默等待着机会。
 
1949年9月，西宁解放的消息，像一阵风，传遍了整个戈壁草原。
 
当廖永和从牧民口中听到“佩戴红星的人民军队进驻青海”时，压抑了十二年的情绪瞬间爆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再也按捺不住归队的初心，当即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着前往塔尔寺的牧主队伍，踏上了奔赴西宁的路。
 
见到县委书记尚志田时，廖永和因为常年不说汉语，语言已经极度生疏，说话磕磕绊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翻来覆去念叨的，只有“大别山，红军”五个字。
 
尚志田看出了他的不一般，敏锐地察觉到这位落魄牧民的特殊身份，立刻将情况上报给了西北军区。
 
廖永和握着将军的手，再也忍不住，缓缓讲述了自己十二年的遭遇，从祁连山战败失散、山洞避难，到被掳为奴隶、改名隐居戈壁，每一个细节都清晰真实，和西路军留存的历史记载分毫不差。
 
1950年3月，廖永和正式恢复了党籍。
 
从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副营长，到隐姓埋名的普通牧民，再到重归组织的革命战士，兜兜转转十三年，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和信仰。
 
廖永和的一生，跌宕起伏，从贫苦放羊娃成长为红军基层指挥员，从任人欺凌的奴隶蜕变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
 
他用十二年隐忍坚守，守住了对党的忠诚；用二十四年实干担当，践行了对人民的承诺，书写了一名红军战士最纯粹、最动人的人生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