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21日，一架歼侦-6侦察机从辽宁沈阳于洪机场起飞后，突然改变航向，飞往韩国水原空军基地。驾驶这架编号3283战机的人，是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

就在前一天，陈宝忠还和战友们在营房里说笑，而这天当飞机升空之后，他却急速俯冲，利用超低空飞行钻入雷达盲区，瞬间从地面雷达屏幕上消失。

陈宝忠时年27岁，飞行技术在全团公认出众。这个前途无量的中队长为什么选择离开？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2月21日上午，于洪机场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跑道两侧的指示灯在寒风中闪着微光。

陈宝忠像往常一样，在起飞前细致检查了座机。他的每个动作都和平时一样标准，陈宝忠脸上很平静。他的胸口贴身放着一封信，是前一晚反复修改、最终没有寄出的绝笔信。

大队长在起飞前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简短对话，内容不过是飞行任务的例行确认。没有人感觉到他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陈宝忠和僚机飞行员正常升空。当飞机爬升至六千米高度时，他操纵飞机突然俯冲，降至三百米以下，紧贴地面飞行。与此同时，他关闭了无线电通讯设备。塔台指挥员反复呼叫，耳机里只有持续的电流噪音。

脱离编队后，陈宝忠驾驶3283号机紧贴黄海海面飞行。他连续抛掉了两个副油箱，目的是减轻重量、加快速度。

越过黄海中线之后，韩国空军雷达系统锁定了这架不明身份的战机。韩国空军派出战机紧急升空，迅速形成拦截态势。

面对机群的包夹，陈宝忠没有做任何反抗。他用英语发出“Mayday”国际求救信号，要求紧急降落。这次事件不是一次空中格斗，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投奔。

三年前，也就是1983年8月7日，飞行员孙天勤以几乎同样的方式驾驶歼-7I战斗机出逃。孙天勤最终获得7000两黄金，被授予上校军衔。

公开史料对陈宝忠早年记载极少。只知道他从小话少。胡同里的孩子们扎堆玩耍时，他常常一个人蹲在墙根底下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下午。但只要天津上空有军用飞机飞过，听到轰鸣声，他就仰着脖子往天上看，一直看到飞机变成黑点消失在云层里。

陈宝忠在航校飞行技术过硬，业务能力突出。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沈阳的侦察机部队。因为技术过硬，他逐步被提拔为中队长。在旁人看来，他的人生轨迹已经相当圆满。

这时社会环境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变化，陈宝忠周围的人一个个都富了起来，他内心逐渐产生动摇。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渐渐感到自己与外面那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拉开了距离。

1984年，陈宝忠作为3号机执行广西秘密侦察任务，任务因长机失误未能圆满完成，尽管他个人表现优异，仍被连带批评，仅获三等功。此事成为心结。

1986年初，同期飞行员被提拔为飞行副大队长，而他仅任第三大队中队长，自认能力更强却遭不公对待，使得他怨气进一步加深。

就在这种心境下，他通过收音机得知台北方面为驾机出逃飞行员开出5000两黄金约120万元人民币，远超他月工资（约120元），这笔巨额赏金，对内心动摇的陈宝忠而言，成为难以抗拒的诱惑。

陈宝忠在水原空军基地降落后，立即被韩国军方隔离。在韩国滞留约七十天，期间接受问询调查。

在这期间，他那架编号3283的歼侦-6侦察机及其携带的侦察照相设备，被韩美情报人员彻底拆解研究。从机头到机尾，每一个部件都没有被放过。韩美方面获取了该型侦察机及机载侦察设备的核心技术数据。这次事件给当时的空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今天，在韩国济州航空博物馆室内展区，那架3283号歼侦-6侦察机被陈列展示。它的机身保持完整，驾驶舱仪表盘依稀可辨。参观者抬头便能看见这架曾属于中国空军的侦察机，它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1986年4月30日，经过两个多月的运作，台当局派出专机将陈宝忠从韩国接到台北。他获得约5000两黄金的奖励，并被授予空军少校军衔。

陈宝忠随后住进了台北的宾馆，而这一切，都是用一架战机、一份军人誓言和一个家庭换来的。

他逃离后，妻子被迫与他离婚，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女儿，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陈宝忠的亲属也受到牵连。部队内相关责任人员均被追责审查。

事件发生后，空军对飞行人员思想动态管理、单机放飞程序和超低空飞行监控流程做出了严格调整。空军随后收紧了超低空单机放飞审批流程，强化侦察飞行编队管控，严格限制无伴飞单机升空执行任务。

1988年9月11日，大陆方面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办法。两岸飞行员互飞的历史，在这一年画上句号。

此后，关于陈宝忠的信息在公众视野中逐渐消失。有传闻说他后来移民美国、因车祸致残，但这些说法均未获得证实。

陈宝忠用一架战机、一个家庭、一批战友的前途换来的教训太过沉重，而他本人最终去了哪里？则成了一个被历史尘封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