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神奇的规律？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马杜罗，这些被西方贴上“反美斗士”标签的领导人，他们的反美从来都不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挡子弹，而是为了给自己的权力打掩护。每当国内民生凋敝、腐败横行、言论窒息时，他们就把美国这个“外部敌人”当成万能膏药，以为贴上就能止住政权溃烂的脓血。
 
2014年的某个清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超市货架，比经济学教科书更能说明问题，货架上空荡的，就在那一刻，镜头另一端，马杜罗总统的声音透过电视传来，字字铿锵：一切苦难，源于华盛顿的“经济战争”。
 
这个画面，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剧本，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从巴格达到的黎波里，从大马士革到加拉加斯，反复上演着一幕几乎相同的戏码，主角们手里挥舞的，是一面叫做“反美”的旗帜。
 
2003年之前，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石油收入曾让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校园和医院也在兴建，但历史没有给这份繁荣写完续篇，巴格达郊外的宫殿群拔地而起，金银堆积如山，与此同时，底层民众的面包篮日益空空如也。
 
失业像瘟疫一样蔓延，当第一声不满的叹息飘出街头，萨达姆的反应是按下那个熟悉的按钮：美国，所有的贫困都被解释为轰炸与制裁的后果，所有的异见都被描绘为“巴格达的叛徒”在呼应华盛顿。
 
反美，成了转移一切内部危机的万能转换器，1969年革命后，年轻的卡扎菲将军将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石油美元一度浇灌出免费教育和医疗的绿洲，利比亚人的生活水平在非洲令人艳羡。
 
但四十二年足够让任何权力失去制约，个人与亲信家族的触角伸向了国家财富的每一条血管，当2011年民众的怒吼汇聚成抗议浪潮，卡扎菲的回应与萨达姆如出一辙：他指控示威者是“吸毒的蟑螂”、“受雇于基地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2011年，当阿拉伯世界的春风吹到大马士革，酝酿已久的矛盾总爆发，民众要工作，要自由，要打碎腐败的体制，内战随即爆发，而阿萨德政权迅速将冲突的性质定义：这不是叙利亚人民的觉醒，而是美国、海湾国家与恐怖分子联手策划的颠覆阴谋。
 
从此，“抵抗帝国主义”成为政权在血与火中存续的合法根基，超过五十万人死去，半数国民流离失所，而政权的核心叙事始终未变：一切罪恶，皆来自外部，尼古拉斯·马杜罗继承的，正是一套这样经过检验的话语体系。
 
委内瑞拉坐拥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却让人民排长队购买卫生纸，恶性通货膨胀让货币变成废纸，数百万国民用脚投票，逃离故土，面对这一切，马杜罗的答案清晰而坚决：是美国长达数年的“非法封锁”绞杀了委内瑞拉的经济。
 
他将反对派描绘为“迈阿密的傀儡”，每一次停电、每一次物资短缺，都被归结为华盛顿的新阴谋，反美成了他政权合法性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基石，这里存在着一个残酷的共生关系，对于这些领导人而言，“反美”是一剂政治吗啡。
 
它能立刻镇痛，将民众对失业、腐败、匮乏的愤怒，精准地导向一个强大而遥远的假想敌，批评者因此变成了“外国间谍”，改革的要求变成了“动摇国本”权力得以在口号的烟雾中稳坐钓鱼台。
 
而对于大洋彼岸的某些力量，这些“反美斗士”同样是宝贵的资产，他们被贴上“独裁者”的标签，成为实施制裁、孤立乃至军事干预的完美理由，制裁进一步摧毁对方经济，加深人民苦难，反过来又可能催生更多不满，最终服务于政权更迭的目标。
 
这场由双方共谋的危险游戏，账单由谁支付，支付的是萨达姆倒台后陷入教派仇杀的伊拉克，是卡扎菲死后陷入军阀混战、恐怖主义滋生的利比亚，是阿萨德治下化为焦土的阿勒颇和霍姆斯，是马杜罗治下空空如也的超市和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一代人。信息来源：联合国难民署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难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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