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易散平常难——古贤四章说执念》

世人常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利之所在，亦忧之所伏也。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古来英雄豪杰，多少困于名利之牢、溺于情爱之渊，执着一念，终身不悟。殊不知，持平常心，行自在路，方是人生至高境界。

昔春秋之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灭吴雪耻。论功行赏之际，范蠡功居第一，勾践许以半国之封，拜为上将军。当此之时，满朝文武莫不艳羡，以为富贵无极。然范蠡喟然叹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遂辞书一封，尽散所赐金帛，乘舟浮海而去，一去不返。

此为一聚一散也。

范蠡至齐，更名鸱夷子皮，戮力耕作，兼营商业，未几积累巨万。齐王闻其贤，欲拜为相。范蠡受印三年，复喟然曰：“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家财于贫交乡党，怀重宝而间行。

此为二聚二散也。

后至陶地，居则致千金，出则富天下。然其一生粗布麻衣，见乞丐亦作揖，遇贫者则推食解衣。十九年间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此为三聚三散，而范蠡之名遂垂于后世。

或问：千金散尽，岂不痛乎？范蠡笑而不答。盖其心知：财货者，流水也，聚则盈握，散则归川。执之则为枷锁，舍之则为自在。世人不知，以为聚金如山乃为至乐，殊不知锁愈重者，心愈劳也。观范蠡一生，进则助勾践复国，退则成巨富散财，进退之间，从容不迫，岂非平常心之至境？

至若晋宋之间，有陶潜者，世称五柳先生。家贫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亲故劝其为长吏，乃求为彭泽令。公田悉令种秫，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其醉心于酒，可见一斑。然未及三月，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陶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兮辞》，飘然归隐，终生不复出。

归来之后，种豆南山，采菊东篱，虽箪瓢屡空，晏如也。亲友知其嗜酒而囊中羞涩，每置酒辄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陶潜辞官之时，不过做了八十余日县令。八十日之禄，不过数斛米而已。然其所弃者，岂独五斗耶？弃者，功名之累也，折腰之辱也，心之所不乐也。世人每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称其高洁，殊不知其真高明处，非在高洁二字，而在能断然放手——解印之日，手握尚温，苟有留恋，稍一踌躇，便泥足深陷矣。观世之人，明知所遇非人、所行非愿，而羁于情面、困于安稳、惑于将来，辗转蹉跎，终身不得解脱。岂非不若陶公之果断耶？

又至宋时，有苏轼者，才冠天下，而命途多舛。元丰二年，因诗文被劾，以“谤讪朝廷”之名下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关押四月有余，几死于狱中。幸赖王安石、太后曹氏为之解说，方得脱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黄州何地也？荒凉鄙陋，肮脏街衢，破旧房舍，无一可取。苏子是戴罪之身，黄州政府不与其住处，亦不与俸禄，举目无亲，生活困顿。然东坡未怨天尤人，乃躬耕于城东之东坡，筑雪堂以居，自号东坡居士。其晨起理发，中午小睡，晚上濯足，自谓“三适”，在谪居中以一片光明心安然度日。

元丰五年春三月七日，东坡与友人出遊沙湖道中，忽遇急风骤雨，雨具先去，同游者皆狼狈奔走，唯东坡独不觉。徐行吟啸，泰然自若，归而作《定风波》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世人读此词，但见其豪迈旷达，殊不知其中蕴含至深平常心之理。蓑衣虽破，烟雨之中依然前行，不怨天，不尤人，此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也无风雨也无晴”七字，便是道尽了人生真相——晴雨本是无常，悲喜亦是虚妄，认清了这一层，何妨吟啸徐行？

庄子尝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观水中鯈鱼出游从容，不禁叹曰：“是鱼之乐也。”惠子诘之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应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往复辩难，妙趣横生。

世人以为庄子巧辩，实则不然。庄子所谓鱼乐，非真知鱼之心意也，乃其心无挂碍，与物同游，天地之间皆是乐境。惠子拘于逻辑，步步追问，愈辩愈远。这便如同世间之人，欲以穷尽事理方能安心，殊不知理愈穷而心愈乱，道愈求而道愈远。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何必事事问个究竟？与其苦苦推求，不若放下执念，体会当下之从容。

天下本无过不去之坎，唯不肯迈步之心而已；世间本无解不开之结，唯不愿松手之手而已。心若牢笼，处处皆是樊篱；心若虚空，何处不是山林？

故曰：看透不如看淡。看透者，犹存是非之念；看淡者，浑忘得失之心。人生苦短，何苦执着？不如持此平常心，行此自在路，不论风雨阴晴，且从容行走，如此不枉人间走一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