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讲一个女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亲手结果了自己丈夫。
离谱的是，镜头没对准罪恶，反倒开始疯狂给她加滤镜，把一场凶杀案，硬是包装成了“大女主觉醒”。
丈夫呢？他不是受害者，他只是一个需要被推倒的、符号化的“障碍物”。屏幕上，他的死被轻描淡写，甚至被暗示为一种解脱。
观众席里，空气都变了味。
这还没完。
镜头一转，有人突然把另一件事翻了出来——那个家里的两个儿子离奇去世，自己却靠写这件事拿下普利策大奖的华裔女作家。
这两件事，就像两块本不相干的拼图，现在被人并排摆在桌上，中间的缝隙，看得人后背发凉。
一种叙事，正在悄悄把家庭内部的温情和责任，替换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所以，这究竟是无心的艺术巧合，还是一场早就设计好的、针对家庭结构的舆论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