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特工徐会之在台湾自首多年，最终发现背后竟是国共间一场高明阳谋！
1945年8月的一场庆功酒会上，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举杯致辞，灯火映着他的军装肩章，那一刻没有人想到几年后他会倒在台北马场町的雨夜。彼时抗战甫定，蒋介石正忙于向各地派遣“胜利三人组”收编日伪，徐会之却在宴席空隙里悄悄递出一封便签——上面只有数个暗号，足以让武汉地下组织完成一次大规模转移。这类“夹层行动”，在他的仕途曲线里早成家常便饭：外表是峨冠博带的国民党高官，骨子里却始终维系着入党时那点火种。
黄埔一期，毕业证上的日期是1924年。那届同窗里，日后有人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有人成了台湾的王牌军头，还有人像他一样，步步为营地把自己嵌进对手的体内。30年代在天津被捕时，他就已尝过刀锋在喉的滋味——“只要我点头，前程似锦；若摇头，枪毙。”他后来对狱友低声说过一句，“命先攥在自己手里，活着才有下一步。”这是他日后做出一切选择的前提。

1949年春，江汉平原炮声隆隆，徐会之向驻军旅长递上电报：“时局已非昔日，兄长自重。”这封电报让一整支师级部队停枪起义，却也在许多双眼睛里点亮了警报。到了1950年，新中国已在天安门宣告诞生，可另一片岛屿上，烽烟正盛。蔡孝乾的叛变像尖刀划破了台湾地下网络的最后一道屏障，吴石将军因此遇难，数百名联络点瞬间暴露。负责重建渠道的人选，最终落到了年近五十的徐会之头上。
渡海之前，他与派遣者有过一次密谈。对话简短，却像砸在钢板上的火星——
“可有退路？”
“退路就是前路。”

“若需自断一臂呢？”
“只要心脏仍在跳。”
1950年3月，他以“赴台述职”为名，由香港转抵基隆。短短数周，他连续拜会彭孟缉、袁守谦等旧识，寒暄里夹进探底的暗线。可岛内风声愈发紧张，保密局对任何黄埔背景的“回流者”都不再手软。眼看道路收窄，徐会之启动备份方案：亲赴国防部提交《自首呈报书》。这封一万余字的材料，一半自揭家底，另一半却谨慎地用旧日通信格式埋下引线；只要审讯材料送上层，纸面上的细节就会在预定地点、指定时间变成暗号，再由残存的同志接续使用。

“他真要投降？”彭孟缉读罢报告，转身问身边幕僚；对方摇了摇头：“像他那样的人，哪有这么简单。”于是，台湾保密司令部的侦讯室灯火通明，记录一遍遍抄写，判词几经改动。10月，军事法庭给出5年徒刑的结果；11月，蒋介石一纸批语推翻轻判，“应即枪决”六字落款，牢牢钉死最后悬念。
秋去冬来，马场町的干枯草叶被潮气打湿。行刑前，警卫低声问他可有遗愿。“告诉朋友们，字句里藏的道理别让人提前看破。”那是一句半真半假的嘱托，一如他一生的双面立场。1951年11月18日清晨，三声枪响划开黎明。他五十岁的生命定格，却在敌营内部留下挥之不去的疑云：彭孟缉被调离要职，台湾军政体系的互信裂出细缝，残存的暗线得以苟活。

隐蔽战线的残酷在于，此类“公开化”是到达绝壁后的跳崖。能否托付只看执行者能撑多久，也看对手究竟疑心多重。徐会之这一招，并未彻底扭转台湾形势，却拖住搜捕的尖刀，为后续渗透赢得短暂空隙。多年后，散见档案的零碎记录印证了他最后的努力：几组密码对应的联络点安然转移，至少一批重要人手逃过清剿。
回头看，那份“自首书”既是求生的盾，也是进攻的矛。盾终究碎在密不透风的审讯室里，矛却刺进对手内部的软肋。徐会之的故事告诉后来研究者：在失去情报网络支撑的瞬间，潜伏者的行动更像一场孤注赌局，筹码是自己的生死，收益则交给时代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