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马寅初娶13岁小妾，两位妻子共育8个孩子，最终活到了百岁！
1953年6月，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数字送到北京，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小会议室里，七位委员围着长桌交换意见。马寅初低头拨弄算盘，忽然抬头说：“若按这个速度再涨二十年，耕地和口粮怎么对得上？”有人笑着回句：“老马又杞人忧天了。”他不接话，只把纸条推向众人，上面写着“年增长率约2.0%”。
这份薄薄的表格，让多年经济学训练的思维骤然警醒。他见过银根紧缩、通货膨胀的循环，也计算过筑铁路、办工厂所需的资本积累，人口曲线陡然而上的那一笔，在他眼里不只是数字，而是粮食、学堂、住房与就业的总和。计划经济讲究“统”，可若人口无“策”，其他计划终会失衡，于是《新人口论》的轮廓在他的笔记里成形。

回溯到更早的岁月，1882年的浙江衢州还是一座典型的府城，私塾里“格物致知”的声声书卷把少年马寅初推向科考，又把他推向大洋彼岸。1915年，他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文凭回国，避开银行高薪，接下北大讲席。北洋时期报刊林立，他在《晨报》连发文章，猛批苛捐杂税，言辞犀利到连同僚都劝他“悠着点”。他却摇头：“救国不在沉默。”因此招来麻烦，1940年因“妄议时政”被拘押两年，狱中仍手抄物价指数，写满半箱稿纸。

建国后，他先后兼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仍坚持教书。讲台上黑板刚擦干，他已提着公文包赶往会场，自嘲是“半截学究半截官”。周恩来曾打趣：“你的时间表跟火车站一样密。”他应声：“国家机器运转更准点，容不得我慢。”短促对话背后，是他对数据与制度的偏爱，他相信数字能说真话，也相信科学方法能为治理护航。

私人生活却停留在旧式轨道。1901年，他与张团妹成婚；1917年，发妻在病榻边把13岁的王忠贞领进家门，希望有人分担农事与家务。两位女子之后先后生下八个孩子，早夭的、留洋的、务农的，各有际遇。“家里吵吗？”学生好奇追问。“各安其位，何来争吵。”马寅初轻描淡写，却没忘在课堂告诫：传统婚姻模式与现代社会契合度有限，改革需循序渐进。
也正因为那段家庭往事，他的计划生育主张一出台，立即被人抓住“自己生了八个，劝别人少生”的把柄。1957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作《新人口论》演讲，掌声刚落，质疑声随之而起，“人民多，力量大”的口号犹在耳边，他的推算显得格外刺耳。批判风潮中，他递交辞呈，不再担任北大校长，移居校园北侧一间小屋，埋头修订手稿。

1972年，他被确诊直肠癌，动刀后却顽强地又活了十年。病床前，他让秘书把国家最新人口数据读给自己听，然后低声念叨：“总得有人盯着这张表。”1982年5月10日清晨，他在安静中离世，年整100。五年后，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基本国策，《新人口论》里的多项测算被验证，纸页发黄，却再没人讥讽那句“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