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用驳壳枪指着耿飚质问团长：你们团怎么回事，阵地为何会失守，你们到底怎么打仗的？
1934年11月24日深夜，中央纵队在灌阳江畔短暂休整。马灯摇晃，地图上那条即将强渡的湘江被红色铅笔圈出厚厚一圈，在场的军团首长都明白：第四道封锁线就在眼前，慢一步，几十万湘军、中央军就会合拢成铁钳。
为了给大队人马抢时间，一军团被抽去向东南扑出。二师四团的指令最为干脆：顶在界首，再转进脚山铺，挡住桂军夏威部的钢铁洪流。耿飚带着四个步兵营连夜急行军，出发时不过两千余人，枪弹有限，迫击炮更只有寥寥几门。他一面咬着奄奄一息的疟疾，一面用烟斗比划着高地走向，嘱咐排长们每一个山头都要死死咬住，“就算剩半条命，也得给中央部队撑起一条通路。”

天亮，炮火划破雾气。桂军的山炮压着阵地打，飞机在头顶扔下炸弹，髅骨般的松树被炸成焦炭。杨成武端着短机枪在塌墙后指挥反冲击，膝盖中弹那一瞬，他还大喊：“汗水往伤口里冲，凉快！”战斗足足绞了一昼夜，四团伤亡猛增，弹药见底，不得不把缴获的汉阳造混配上去。
第二天傍晚，右侧的五团没能占住全州，敌人从侧翼插了进来。脚山铺一带火光冲天，耿飚带着几十名突击队自高岭突围，好不容易在树林下集结完残部，却发现仅剩七百多人，大多带伤。他贴着树干喘气时，不远处响起杂乱的脚步。

罗瑞卿带着保卫局干部突然出现。枪栓一拉，“啪”地一声脆响，把满地松针都震落。“你们团怎么搞的？阵地呢？”罗瑞卿把驳壳枪抵在耿飚帽檐上，语速极快。耿飚用袖子抹了把冷汗，声音却很平静：“兄弟们打光子弹，阵地打烂了，人也剩这一把。”杨成武拖着绑好的右腿插话：“罗局长，要骂冲我来。”罗瑞卿扫了眼包扎得血迹斑斑的政委，枪口慢慢垂下：“弹药还够不够？上级正组织增援。”
短暂交谈后，参谋长李英华硬朗地说：“再组突击队，把最高岭抢回来。”耿飚点头，却脚下一软，被战士扶住。罗瑞卿看见他青灰的脸色，略顿了顿，“疟疾不是小事。找点奎宁，先把人救稳。”说完转身就去催药。

夜色里，四团指战员沿山巅摸上去，靠刺刀与手雷重新占住两座高地。敌人来不及成纵队，只能在山脚乱哄哄冲锋，山谷里火把翻飞，像被狂风卷起的萤火。直到28日凌晨，中央纵队主力全部渡过湘江，脚山铺的枪声才逐渐湮灭在潮湿的晨雾中。
这一仗，四团折损过半；五团政委易荡平倒在机枪前；整个一军团在湘江两岸损失近三成兵力。可换来的，是中央机关和数万红军过江——长征得以继续向贵州、云南延伸，为日后遵义会议铺平道路。

有人常问：在兵力悬殊到十倍、二十倍的时候，为何四团还能咬牙顶住？答案藏在那夜的林间细语：枪口逼近额头时，语言再尖刻，归根到底是为守纪律、保大局；转身找药的举动，又把同志情谊留在枪火最密处。正是这种铁的规矩和火的温度，把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凝成了刀锋。
两年后，华北抗日前线，指挥所里传出熟悉的招呼声：“耿老，你这回可别再掉膘了！”罗瑞卿笑着递过一盒奎宁。耿飚顺手接过，拍拍那支已经磨得发亮的驳壳枪：“放心，这回咱们谁也丢不了阵地。”历史就这样在硝烟与玩笑间，把当年的误解酿成了更加坚固的信任，大山深处流过的湘江水，早已融进他们共同的战斗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