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国军悍将有哪些？
薛岳，李宗仁，白崇禧，胡琏，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李仙洲，李弥，卫立煌，张自忠，张治中，黄百韬，张灵甫，续范亭，傅作义，卢汉，杨永泰，郑洞国，孙立仁，范汉杰，曾泽生，韩练成，吴石，曾扩清，阎锡山...



薛岳、张自忠、孙立人这些名字，往那儿一摆，刀光剑影就跟着出来了。
阎锡山不是这种路数。他更像一位守着账房和兵营的老掌柜，算盘拨得响，门闩插得紧，外人想进山西分一杯羹，他眼皮都要多抬两下。

可抗战真打到华北，山西偏偏绕不过他。不是谁给他硬抬身价，而是那片土地、那支晋绥军、那套早年铺开的地方机器，到了国难临头，确实顶上了一阵。

他并非临时抱佛脚。1912年坐稳山西后，阎锡山先抓军队的根。将校研究所收拢一百多名军官，军事教育团两期训练一千余人，商震后来主持学兵团，到1930年又培养出六千多名学兵。
听起来不够壮观，没有十万大军齐刷刷出操那般唬人，可基层军官这东西，平日像木楔子，战时少一块，整座架子都晃。

1927年晋绥军已有十三万人，中原大战前扩到二十万以上，步兵、骑兵、炮兵都能摆上桌面。
许多地方军阀养兵，重的是场面，阎锡山却很早就知道，枪发下去容易，能把兵带住、把队伍稳住，才见真功夫。

晋绥军里派系不少，徐永昌、傅作义、商震各有班底，可这套架子在关键年头没有一下散成沙，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拢人本事不弱。

阎锡山真正老辣的地方，是知道光养兵不够，还得把山西拧成一股绳。
1917年，他推出“六政三事”，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再加种棉、造林、畜牧，一项项往县里压。更要紧的是村政系统。区、村、闾、邻层层搭起，到1922年，全省一百零五县设四百二十五区，编村八千八百八十二个，各级基层行政人员超过五十万。

1921年，棉田面积从1917年不足二十万亩涨到七十九万亩；1927年，二十七个县种棉。太原兵工厂也在这一年正式定型。机器轰鸣的时候，不会替士兵挡子弹，可一旦战事缠住，弹药、布匹、粮秣，全得靠这些不起眼的准备续气。

山西那些粗粝的土路、县城里落灰的仓廒、兵工厂里发烫的铁件，平时不显山露水，打起仗来却都是命门。

抗战不是只拼一时血性，很多时候拼的是谁能多熬三天，谁的后方先断炊。
1937年山西战火扑面而来，阎锡山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说他只是躲在后方看别人拼命，话说重了。十月初，周恩来致毛主席、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提到阎锡山与卫立煌同意相关作战方案；十月十二日，又有与阎商议忻口部署的电报。

山西那时不是一张干净棋盘，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都挤在里面，各有戒心，也都知道日军压上来时不能各唱各的调。

阎锡山至少没有在这一刻撒手。
战区协同谈不上水乳交融，许多话得掂量着说，可敌人就在门口，谁也没资格只顾摆脸色。忻口一线真正扛压的部队，在炮火里挨得很苦，后方每一次调兵，每一次补给，都不是什么文书游戏。

忻口会战的正面主力，更多压在卫立煌肩上；敌后牵制，也离不开八路军。
功劳不能糊成一锅粥，全往阎锡山名下倒。可战区主官的分量，本来就不只在冲锋。哪里加兵，哪里顶住，哪一路回援，哪一城死守，手一抖就是成千上万人的命。
娘子关失守后，阎锡山命卫立煌回防太原外围，傅作义留守城中。
太原战役从十一月二日拖到九日，城还是丢了。那一刻当然狼狈，谁也没法把败局涂成胜仗。可太原陷落后，山西并没有当场散架，晋绥军还在山地间兜着，抗战的火也没断掉。

守不住一座城，与立刻把整片战场交出去，不是一回事。
山西这块地方，从来不平坦，撤下去不等于消失，山沟、县城、渡口，照样会吞进一批又一批人马。

阎锡山最难评，也正难在这里。
他会打敌人，也会防自己人；会在危急时合作，也会在风向变了后急忙把门关紧。早年说“保境安民”，局势合适便伸手向外；抗战初期，他能与各方临时并肩，到了1939年前后，山西内部关系骤然恶化，合作气氛迅速冷下去。

阎锡山更像一个在乱世里抱着家底过河的人，水里有敌军，岸上有盟友，身后还有自己的箱笼。他会扑腾，也会算计，有时算得过了头，连本来能并肩的人都被他推远。这样的人，不讨巧，却很有民国军政人物的真实底色，身上既有硬骨，也有旧算盘。

阎锡山不是张自忠式的人物，读到名字就让人心口一紧；也不是薛岳那样，凭几场大会战把声名打得铿锵作响。他的分量，在另一处。山西能在全面抗战初期撑住一段时间，离不开他多年经营下的军队、兵工、行政与财力；山西战局后来走得曲折，也离不开他那套始终掺着地方私心的盘算。

把这两面都摊开，阎锡山才像阎锡山。
太原城外的秋风卷起灰土，撤退的队伍走得很急，山路上还传来零落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