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位开国中将在家中不幸遇害，凶手行凶后自杀还叫嚣要拉一个垫背的，这是怎么回事？
1970年12月17日凌晨两点，北京中南海的电话骤然响起，值班员一句低声汇报：“昆明军区出事了，谭甫仁同志中弹。”总理放下话筒，马上召集军委值班首长，命机组十五分钟内起飞。仓促的驰援，是因为谁都清楚，云南那块土地在当年并不太平，那里少有的安稳，正是靠谭甫仁两年来的苦撑。
云南为什么需要一位“老红军”坐镇？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把时间拨回到1968年。那一年，61岁的谭甫仁奉命南下，他背后揣着一摞厚厚的任命电报，也揣着毛主席反复告诫的八个字：稳定大局，稳人心。他早年投身革命，南征北战，从井冈山的山风里一路走到辽沈战役的炮火中，1955年授衔时，他的后背仍留着长征时的弹痕。组织看中的正是这种“打得硬、坐得住”的经历。

到任伊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整顿作风，二是巡边问民。越南边境时常有零星摩擦，他顶着烈日到前线住了半个月；滇北少数民族地区闹腾，他挤在板房里跟干部夜谈到深夜。当地老兵回忆：“头一回见政委吃糌粑还说好吃。”短短两年，军区里那些山头主义的小套路收敛不少，士气也高了。
然而，再严密的防线也怕内线。1970年冬，军区安排千里拉练，三名老警卫带队出发，只余两人守在政委院子。驻地警卫标准本该是“二岗三哨”，如今生生被抽空一半。有人提醒谭甫仁加派人手，他只是摆摆手：“拉练是战备，先顾大局。”这句“先顾大局”，最终成了悲剧的注脚。

16日深夜，枪声在住宅楼回荡。灯光亮起的一瞬，谭夫人的妹妹王文莹推门冲出，看到一个身形敦实、着冬季军大衣的黑影飞快掠过。她失声喊道：“谁！”那人回头冷哼一声，子弹却没有留给她。楼道尽头，谭甫仁已倒在血泊里，仍死死护着妻子。年轻警卫匆忙跑上来，脸色惨白，步枪竟忘了上膛。
破案并不需要曲折推理。弹壳来自五九式手枪，军区保卫科的枪械登记本上，编号尾号013的配枪失踪，而持枪人王自正此刻不知所终。王自正40岁出头，几年前因破获盗枪案高升副科长，在同僚眼里是个“稳得住”的人。可是017专案组查封了他宿舍，翻出一本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人的名字，最上面赫然写着：“落网前，也要拉一个垫背。”周恩来批示：“务必速擒。”

三天后凌晨，围捕小组敲响王自正宿舍木门。他披着棉被坐在床沿，面容苍白。“交代问题吧，”军代表喝道。“我只问一句，”王自正冷笑，“谭甫仁死了没有？”话音未落，枪声炸裂，战士腹部被擦出一道血线；再一声闷响，他把枪口塞进胸口，倒在墙角。
为什么一个保卫干部要做出如此极端的事？线索得追到1947年的河南安阳。那年土改，地方工作队干部被反动残余枪杀，主谋之一正是王自正的堂兄。案结后，王自正悄悄改名参军，凭着能吃苦、会写材料，很快混入保卫部门。20多年过去，他的档案依旧干净，直到1970年4月，一封署名举报寄到军区，戳穿了他的旧案。半年多的审查，让他明白早晚难逃法网，于是偷枪潜入政委住所，想用最血腥的方式为自己“殉葬”。

有人问：“安保怎么会栽在内部人手里？”答案不复杂。那时部队正推行野外拉练，兵力调动频繁；加之职位高者多半相信身边老同事，日常检查就容易松动。制度上讲得明明白白，执行时却常被“相识”“信任”两个词稀释。于是，一支本应守护首长的手枪，反成了致命利器。
1月23日，昆明举行追悼仪式，棺盖上的八一军旗在山风里猎猎作响。军区的新任政委在发言中提到一句：“保卫工作，绝不只是锁门带枪，更要锁住人心。”现场不少干部低头沉思。云南的冬天依旧寒冽，广场边的木棉树却已含苞，仿佛在提醒：警惕与信任，从此必须并行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