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活捉孙殿英时搜出三件珍宝，其中有一件让孙殿英自挖坟墓！
1925年冬，天津街头的鸦片行市一路攀升，一小包生烟已经能换来两支德造步枪。对津浦线两侧的杂牌军阀来说，弹药就是命脉，可钱从哪里来？不少人把目光盯向毒品与古玩，这股风气里，很快冒出一个名字——孙殿英。
孙殿英原籍河南，少年丧亲，十四岁混入马大枪会，靠押镖练出一手准头。张治公看中他的胆气，让他管辎重。军火烧钱，他开始替上司跑私盐、带生烟，很快攒下一笔本钱。有人问他为何涉险，他笑着答：“枪口朝外，后路得先铺好。”这句市井哲学后来主导了他的一生。
部队扩编后，仅靠贩毒已不足以填军饷窟窿。1928年6月，北洋余部在直隶一带各自为战，清东陵守备空虚。孙殿英以“演习”名义扎营遵化，连夜开掘慈禧地宫。五十余口大箱被抬出，东珠朝珠、翡翠玉佩、金丝地袍堆满马车。为了消除舆论，他将夜明珠、翡翠荷包等珍稀之物分送南京要员，一时间官场鸦雀无声。行伍弟兄却看在眼里，背地里嘀咕：“老总这是拿咱们后半辈子的命换眼前的彩头。”

5年后，1933年初春，热河危急。日本关东军逼近赤峰，国民党各路部队退却，孙殿英却被动留下。守城七昼夜，他用山炮与机枪顶住冲锋，终究寡不敌众，只得弃城南撤。城破那晚，他拍着副官的肩膀说：“这一仗是给自己赎罪，可账单太大，怕是还不上。”此役在百姓口中留下几分好评，却没能改变他对金银的渴望。
1943年夏，日伪高呼“共赴新政”，孙殿英在上海病榻上签下投降书，成了汪伪政权下的一支“保安纵队”。毒瘾已把他折磨得夜不能寐，他相信，只有靠日本人输送的大烟，才能稳住那条命。忠义、节操，这些字眼在鸦片的烟雾里渐渐模糊。

1947年，战争重心移到中原。3月，中原野战军突进豫北，汤阴成包围圈中心。刘伯承透过前哨送去一封劝降信：“冤有头债有主，你我仍有旧交。”孙殿英看罢冷笑：“我若低头，手下这几千兄弟怎么办？”只是两星期后，他的防区已成一片焦土。5月1日夜，开国后封为中将的韦杰率队强攻，孙殿英在一处土屋被活捉。
押往指挥部之前，他抱着一只旧皮箱不肯撒手。哨兵夺过来一看，里面三件东西分外扎眼：一根两尺长的野山参，被红绸包得严严实实；一只绿中透黄的玉雕西瓜，纹路清晰；最底层，则是两块黑黝黝的大烟土。有人好奇问他缘由，他嘶哑低声：“救命的，保命的，提神的，三样都少不得。”言罢仰头咳嗽，眼神游离。

韦杰盯着那粒玉瓜，心头一跳——传说慈禧口含的正是此物。为了追溯真伪，他亲率警卫搜查孙宅。整面灰砖墙被敲开，散乱珠串、金嵌玉饰自尘土中滚落，尚未出手的仅剩寥寥十数件，比起当年五十箱，已不足九牛一毛。当晚，有士兵感叹：“要是早些年能追回，也许能多留几件国宝。”遗憾写在每个人脸上，却没人多说一句。
关押期间，刘伯承仍念旧情，责令医护每日送药。一次探视，他轻声问：“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孙殿英摇头，手却在衣襟里摸索，半晌掏出一小包碎末，“给我吧，心里踏实。”医生拆开，是从那块大烟土上刮下来的粉。谁都懂，这副躯壳已被毒瘾攫住。
半年之后，他病逝于留置所，终年54岁。后事从简，棺木薄得难挡秋雨，他自己也未留下只言片语。坊间传他死前喃喃自语：“早知如此，不如让人参埋了我。”真假无从稽考，只剩那只空皮箱在库房角落发霉。

至于玉瓜与珠串，随后移交北平故宫筹备处，登记号依旧可查。更多失散宝物则流落海外，辗转入私人拍卖，偶有回归，却已难觅全貌。有人统计过，东陵被盗后文物散逸逾八成，这份文化断层，至今难以弥补。
回望孙殿英的一生，财富、军功、声名，都像握不住的沙。毒品提供了最初的资本，也掏空了他的身体；盗来的珠宝换来了短暂的仕途，却让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乱世纷争本就诞生枭雄，但当贪婪与鸦片成为唯一的依靠，再强硬的兵锋也迟早崩塌。在汤阴那间土屋里，他失去的不只是自由，更是最后一点翻盘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