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许世友察觉身体状况不佳，向南京军区提出调43辆汽车回家的特殊请求！
1949年10月，新县城头的大鼓刚敲过午时，晒谷场边的老人们围坐闲谈：“听说咱县里一下子出了四十多位将军，可真不简单。”人群里有人接口：“那位叫许世友的，还当了大军区司令哩！”一句话把众人说得眉飞色舞，谁也没想到，这位从山沟里蹿出去的“武把式”，几十年后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家乡递上一份沉甸甸的挂念。
新县隶属大别山腹地，黄麻起义的枪声曾在这里回荡。1927年11月，22岁的许世友把少林寺练就的硬功夫装进行囊，回到麻城老家，带着一支百余人的农民义勇队杀进县城。那年冬天，炮火声震裂了祠堂的木窗，也震开了鄂豫皖苏区的大门。从此，新县与麻城、罗田并称“将军摇篮”，43位共和国将星从这里走向全国战场。

战火最激烈的那几天，县城失守，义勇队剩下17个人，被敌人围在祖师殿外。雪大风急，子弹打在石阶上迸起火花。有人捂着伤口问：“大队长，怎么办？”许世友扯下棉衣一角包住对方的伤口，只扔下一句：“跟我闯！”夜色里，他们沿乱石坡攀上天堂寨，靠干粮渣和雪水熬过三天，最终突出重围。17条命活了下来，却也在此后相继倒在各自的战场。多年以后，许世友回顾这段路，向身边年轻人感慨：“如果当时多犹豫一刻，今天哪还有机会给你们讲这些？”
1952年春，他第一次挤出时间回乡。公路只修到县城，剩下的山道仍是泥泞小径，他干脆翻身上马，随行参谋提着两壶白酒紧随。行到好汉山，烈士墓碑在雾气里露出斑驳的字迹。许世友勒马下鞍，摘帽立正，一杯酒泼在墓前，另一杯他说什么也要亲口喝下。“许司令，要不歇歇？”一位村干部小声提醒。“他们躺着都不说累，我这点路算什么。”声音不高，却压过山风。那晚，他独坐庙檐下，直到油灯烧成一缕青烟才起身回村。
两年后，他已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再度返乡。新修的土公路把汽车引进了山里，崭新的校舍和合作社排在溪边，他逢人便问：“咱们今年的稻子收成怎么样？”这种插科打诨的寒暄，底色依旧是那份挥不去的山里情分。

时间推到1983年。78岁的许世友常年劳疾在身，腿脚早已不复昔日奔袭万里的利落。一次体检后，他用微哑的嗓子对随员说：“给我接南京军区。”电话接通，他开门见山：“我想回新县，得劳烦你们准备43辆车，别嫌多，一位将军一辆，正好。”电话那头愣了几秒，只回了句：“首长放心，我们马上办。”短短半天，清一色的绿色解放卡车停满军区大院，驾驶员们把地图铺在引擎盖上研究线路，有人嘀咕：“从南京到大别山，这一趟可不轻松。”另一人答：“老司令一声吩咐，咱就出发。”
然而天不作美，长江以北连下大雨，通向新县的山路塌方多处。后勤处接到公路养护部门电话：“双河口段全线封闭，重车上不去。”医生也推门进屋：“首长，您的血压再这么高，实在冒险。”许世友拿着望远镜向窗外灰蒙天空看了很久，才低声说：“那就等等，总要风停雨住。”

雨连下了十来天，云雾罩着大别山不肯散。车队一再推迟，汽油罐车里的燃油被抽回库房，司机分批返队。此行最终无疾而终，档案里只留下“因连续强降雨，道路中断，未能成行”的一句简短说明。
外人听来不过一次受阻的请假，真正的分量却藏在数字背后。43辆车，是对“将军县”43位将军的点名，也是对好汉山纪念碑前17位兄弟的无声邀约：一起回家看看。那种对集体、对过去的执念，远胜个人旅程。不得不说，这种情感在老一辈军人身上极为常见，却又因许世友的直率而格外醒目。

军区对一位离休老将领的请求几乎秒回，体现了当时部队对老干部的尊重与效率；而山洪阻断行程，同样提醒人们，个人愿望终要服从现实条件。许世友没有为此多言，他只让人把那封请示报告留档，“以后谁愿意去，就按这个办法走”。
1985年3月22日清晨，他在南京与世长辞。灵车出发前，副官悄悄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家乡泥土，放进棺内。好汉山上的松涛依旧，县城东侧新建了将军广场，每逢清明，总有人提着一壶酒，沿着当年那条山路，去替他完成未竟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