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一团长发现友军遗弃的上万发炮弹，他没上报反而借来4门炮，一小时歼敌数百自己零伤亡，10年后身世才被揭晓！

主要信源：（人民政协报——廖运周率部在瑞武公路保卫战中三战三捷）

1938年，江西瑞昌一带的山地笼罩在湿冷的秋意里。

武汉会战已持续数月，战局日益艰难。

隶属于国民党军第110师第656团的上校团长廖运周，正奉命率领部队向二线阵地转移。

队伍沿着瑞武公路西撤，士气低迷，官兵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不甘。

行军至一处名为小坳的山谷时，先头侦察兵带来了一个令人错愕的消息。

原本驻守此地的友军部队已不见踪影，阵地上空无一人，而一个储备着大量弹药的仓库却被草草遗弃，大门虚掩。

廖运周带人查看，仓库里整整齐齐堆满了木箱，里面全是82毫米迫击炮弹，清点下来竟有上万发。

这在当时极端匮乏的正面战场，无疑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条令，发现如此巨量的遗弃物资，必须立即上报，等待上级处理。

但廖运周清楚，层层上报再等调拨令，至少需要大半天时间。

侦察情报显示，日军一支追击部队距离小坳已不足一日路程。

等批文下来，日军早该占领这里了，炮弹要么被敌人缴获，要么会被调拨给后方其他部队，眼前这个险要山口也会失守。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廖运周心中形成。

他决定不上报，就利用这批“天降横财”和眼前的地形，打一场伏击战。

小坳的地形极为特殊，公路在此被迫弯折成一个急切的“S”形，外侧是深涧，内侧是陡崖，弯道最窄处仅容一车通过，是绝佳的伏击场地。

他的团只有8门迫击炮，要消化上万发炮弹并应对日军可能有的装甲车辆，火力远远不足。

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借。

廖运周先是找到了附近的友邻部队，凭着一同抗战的情谊和切实的作战计划，成功借来了4门迫击炮。

但对付日军坦克，迫击炮无能为力。

他想到了当时驻扎附近、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嫡系第18军。

廖运周亲自前去拜会第18军军长黄维。

他凭借黄埔校友的身份和扎实的炮兵专业素养（廖是黄埔五期炮科毕业），说服了黄维，。

不仅借来一个反坦克炮连（配备4门37毫米反坦克炮），还连带借来了专业的炮手。

至此，攻击力量集结完毕：12门迫击炮，4门反坦克炮，以及那囤积如山的一万发炮弹。

廖运周进行了周密部署：将4门反坦克炮隐蔽部署在“S”弯的第一个拐角，专打日军坦克薄弱的侧后装甲。

12门迫击炮则分散部署在两侧高地上，火力足以覆盖整个山谷路段。

他还给步兵分发了大量迫击炮弹，必要时可当重型手榴弹使用。

全团官兵隐蔽就位，静待猎物。

追击而来的日军属于第27师团一部，其骄横轻敌，以为中国军队已丧失抵抗意志，竟在夜间以纵队行军，也未进行严密侦察。

当其先头坦克和后续汽车、马车长队完全驶入“S”形弯道，因道路狭窄而速度大减、挤作一团时，廖运周下令开火。

反坦克炮首轮射击便击毁领头坦克，堵死了道路。

随即，12门迫击炮按照预先标定的射界，向山谷中动弹不得的日军纵队实施密集炮击。

在长约三公里的山谷里，炮弹的爆炸声连绵不断，火光映红天空。

日军完全无法组织有效反击，车辆纷纷起火，人员死伤惨重。

这场猛烈打击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战后统计，此战共击毁日军坦克、装甲车和汽车数十辆，毙伤日军四百余人。

而廖运周团实现了惊人的零伤亡。

战斗结束后，廖运周冷静地归还了借来的火炮（但弹药已大量消耗），带领部队悄然撤离，既未向上级请功，也未大肆宣扬。

因为他深知，私自截留并使用重大军用物资，即使战果辉煌，也可能被追究责任。

更深处的原因在于，廖运周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他早在1927年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

低调和谨慎是他必须遵守的纪律。

这场被称为“小坳伏击战”或“罗田坳战斗”的胜利，在当时并未被广泛知晓其具体指挥者。

直至多年以后，这段历史才被逐渐厘清。

而廖运周的故事并未结束。

10年后的1948年，淮海战役中，已升任国民党军第110师师长的廖运周，在关键时刻率部战场起义，彻底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为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回过头看，小坳战斗的胜利并非偶然。

它得益于一名优秀指挥员捕捉战机的敏锐、打破常规的魄力、扎实的军事素养（特别是炮兵专业知识），以及巧妙借助“外部资源”（借炮）的能力。

而更深层的动力，或许源于他作为隐蔽战线工作者，那种不同于当时部分国民党军官的、更为积极主动的作战责任感与担当精神。

那上万发炮弹，最终没有躺在仓库里等待丢失或转运，而是在一场精心策划的炮火盛宴中，变成了侵略者噩梦般的回忆。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武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用武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