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规律者路自宽，顺惰性者途渐狭》

夫天地运行，有序不紊；四时更迭，循轨而行。春发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道也；厚积薄发，积微成著，此人之则也。然世人多惑于一时之利，溺于安逸之乐，逐末舍本，终陷困顿。今试以古事喻之，其理自明。

昔者尧舜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鲧受命治水，违水性而壅堵之，筑堤九仞以障洪流。然水势愈积愈猛，终溃堤坝，生灵涂炭。鲧虽殚精竭虑，终因悖逆水道之常而身败名裂。其后禹承父业，反其道而行。禹遍历九州，察地形之高下，观水势之曲直，乃悟水性就下之理。于是凿龙门，辟伊阙，疏九河，瀹济漯，引水东注之海。孟子尝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非禹无所作为，乃顺势而为也。禹不以人力强抗天威，而以智慧顺应自然，故能成万世之功。后禹践天子之位，泽被苍生，其路愈行愈广，此遵规律而行之明证也。

至于修身为学，亦复如是。人性之常，喜逸而恶劳，乐易而畏难，耽于浅近之欢而忽于深远之功。然能克己复礼、违性进德者，终成大器。

战国苏秦，初游说诸侯，不遇而归。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乃闭户不出，发愤攻读。夜半倦极欲寐，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痛而醒，复诵不辍。苦读经年，揣摩天下之势，终佩六国相印，纵横捭阖，名显诸侯。当其锦衣归故里，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由是观之，锥股之苦，岂非违人性之惰而造青云之路乎？

东汉孙敬，字文宝，闭户苦读，晨夕不休。眠睡疲寝，则以绳系头，悬于屋梁。头一垂则绳曳发而痛醒，复伏案而读。如此数年，遂为当世大儒，名闻朝野。其用功之勤，岂常人所堪？然正因其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故能成常人所不能成。匡衡凿壁引光，佣作求书，身居陋室而志在经籍；车胤囊萤照字，夜以继日，家贫无烛而学不止；孙康映雪披卷，寒冬不辍，清介自守而德业日进。此数子者，皆家境寒微，若顺惰性、耽安逸，则终身不过田舍翁耳。然其违性修身、克己向学，终成一代贤才，名垂青史。

更有司马温公著《资治通鉴》之事，足为后世法。司马光自英宗朝奉敕编修，至神宗元丰七年书成，凡历十九载。当时光年四十有八，及书成则六十有六矣。其间呕心沥血，宵衣旰食。昼则翻阅书库典籍，正史野乘无所不窥；夜则秉烛撰述，常至更深。其恐睡过时辰，特制圆木为枕，名曰“警枕”，稍动则头落枕而醒，醒则起而续写。十九年间，每一卷书稿皆工笔楷书，无一草字；废稿残篇，堆满两间厅屋。黄庭坚观之，叹服不已。邵雍尝谓光曰：“君实，脚踏实地之人也。”岂非以其耐得寂寞、沉得下心，不为一朝之名而毁千秋之事乎？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言虽谓天道，而人事亦然。规律不因人情而移，不以好恶而改。顺应之则吉，悖逆之则凶。世人每求捷径速成之术，殊不知欲速则不达，贪小利而失大谋。鲧之堵水，其心非不善也，然不识水性而强为之，终至于败。苏秦、孙敬、匡衡、车胤、孙康、司马光诸人，其始也皆与常人无异，非有特异之资；所不同者，能识做事之规律，能克己身之惰性，脚踏实地，步步为营，故能由凡入圣，成就不朽之功。

由此观之，世间万物，各有其序。顺天道者昌，逆人性者进。趋利避害、贪安畏艰，人性之常也；然欲成非常之事，当有非常之志，行非常之苦。鲲鹏振翅，非一日之功；泰山巍峨，乃积土所成。今之世人，若能以大禹顺势之智为师，以苏秦刺股之志自励，以司马光警枕之勤自勉，则何患前路不宽？何忧大事不成？

人生最高境界，便是顺万物规律而行事，逆自身惰性而修心。守得住本心，沉得下身子，行稳方能致远。千古一理，信哉斯言。

今录古贤事迹数则，以为有心者鉴。